参观华为
我回答不了很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有些问题只能再观察。但是我愿意回到非常简单的东西，简单到几乎无须证明。回到这个出发点去思考2015前后，中国经济当中无论宏观、微观、经济、政治当中复杂的挑战的问题。
回到原点上来，任何人要实现任何目标，无论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你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目标大代价就要大一点，小目标哪怕小到想自食其力，在社会上站住脚也要付出代价。只要想实现所有目标你就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薪资、雄心、精力，实现时还要动用钱财、物质、人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就是成本。
成本的定义是什么呢?为实现某个目标不得不付的代价。只要有目标你就要跟代价打交道，我们每个人、每家公司、每个地区、整个国家，都要跟代价打交道。代价交道有什么难打的呢?代价是变动的，代价成本是变动的。
用成本曲线来显示：开始有想法时，你想做一个事，集结一个队伍，订单开始增加，摊下来的成本就下降，这时成本曲线向下走，这段是辉煌的、开心的，是朝气向上的，对未来充满了相信，成本下降时收益在增加。当然这不一定是财务的收益，包括民生的、无形的、自我心理的满足。
任何曲线到一定时点一定会往上拐，你越成功越是上拐的开始。你成功就有人挖你的员工，员工工资就得上涨，你成功就可能做错误的决定，觉得上一次成功了可以继续做成功的事情，但是往往成功可能会带来错误的决策。成功后竞争对手会增加，你要的要素别人也要，别人知道要买。手机卖得好，都需要芯片，芯片价格就要上涨。因此成本曲线总会往上走，这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可以说只要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成本曲线或多或少也会照样升起，这个成本曲线是指每个单位的产品。任何目标要实现，主体、个人、企业、国家永恒的运动就是处理代价，处理这条成本曲线。所有喜悦都只是一段，然后就面临成本的上升。在有可能下降的时候，你是否要下降到底，这是竞争中常规的内容。雷军为什么做得好，第一个毛利率别人做不到他们做到了，成本曲线控制得好，成本5%就可以把一部质量较优的手机提供给客户。当然在竞争当中做到这点，要比对手在管理向下成本时做得更好一点。
最困难时是成本曲线上升的时候，没有一套成本最后是不上来的，越成功越面临上升。经常是在巨大成功面前成本就急速地上升。成本上行后也有企业家跟它博弈，能不能上升慢一点，至少比对手，比行业的平均水平慢一点，这就是成本的学问，但是它总会上来。
任何一项事业要付的代价，无可避免要上升，不断在上升的时候，还有什么办法吗?一个办法就是创新。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再造一条成本线。这条线无法做了，成本无限上升，把剩余资源吃掉，这就是重心。创新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从经济角度上看，只有把黄颜色的线，向原来成本线右下方移才是成功的创新。不是所有创新一定会成功。成本线向右下方移，一条线拉不住成本的上升，我有第二条线，新的产品，新的综合，新的原料，新的技术，开辟新的领域。
很多公司都在创新，我的解释是成本曲线低。不等上一条线升到比同行比对手更高，第二条线就开出。
成本管理是三件事，一是向下走时，能把向下节约更多成本的工作至少比对手做得好；二是当无可避免往上升时，尽可能控制不让它升得太快；三是更激动人心的，是找到新的成功曲线，把它向右下方移动。成功企业的历史，成功产业的历史，成功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就是不断移动的成本线。
用曲线图来表示，一条条线就是一个个的创新。互联网在其中的什么地方？它可以大规模下降成本。过去没有互联网，写书信也可以把人联到一起，800里加急也可以把人联到一起，铁路曾经把很多人联到一起，电报、电话也把人联到一起，但是成本高。多少人同时连上历史上没有这种情况，互联网就是能帮助你找向右下方远远移动的一条线。经济增长不是一条线决定命运的，它是在动态过程中决定命运。
什么叫一家公司基业常青？用绿色的线把向右移的线连到一起就是基业常青，就是百年老店，就是伟大的公司。当然我今天不想班门弄斧，讨论每家公司的成本曲线怎么向右移动，怎么在下行的时候把它挤干，上行的时候尽量减缓，然后不断找到新的成本曲线，而且是右下方的成本曲线，在座的各位比我有更多的发言权。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当中，有比个别公司成本线移动还要重要的事情。整个国民经济组织起来有没有成本？成本曲线什么特点？这里引进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是制度成本？你把所有经济活动组织在一起有一个成本，不是免费的。中国经济2015年怎么看，很大程度就是看中国经济成本曲线呈现什么特征。
回顾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中国这步奇迹。从1979年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迅速成为世界第二，非常了不起，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了不起？很多人说中国人便宜，廉价，这个道理显而易见。2012年美国进行了一项调查，每小时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64每分，同美国制造业小时工成本21.1元多相比，赚钱3%，当时美国很多政客认为找到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就是廉价，所以改善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呼声就是来自这里。你说工人成本低就有竞争优势吗？我们改革开放前的人工成本是不是更低，当前世界人工成本比我们低的国家多了去了，都有奇迹吗？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秘密，是在很低要素价格条件下，把原来非常高的制度运行成本降下来了。
广东要吃新鲜鱼的地方多少年满足不了供应，你找块水面养鱼，行不行？这些是改革开放解决的大问题。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制度成本曲线大幅度持续的向右下方移动，然后解放中国人的勤劳智慧。释放中国潜在的活力，加上我们多年贫困，要素价格很低，参与国际竞争。你过去怎么可能参加国际竞争？原来是国家专营，八个专营公司，所有的产品交给他们统一对外。1979年出口额是99亿美元，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这么点出口额？因为制度成本高了。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正的秘诀，真正的要害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把不恰当的组织方式、经济运行方式坚忍不拔的一刀刀的改过来，图形上看就是制度成本曲线。
新的问题是什么呢？新的问题是现在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在高歌猛进创造奇迹的同时重新掉头向上。春节期间中国海关有一个报告，解释去年中国进出口没有完成，3月份向领导报告时说的，3月份报告增长7.5%，那是多少年来很低的结果，人民币进出口26万人民币，用人民币算2.1%，用美元计价3.4%，当然这首先是全球状态，因为美国去年是3.3%，小我们0.1%，日本是进出口降1.4%，欧盟大概是增长1.1%，比较而言中国还是全球的最好水平。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这个报道，是过年期间发表的。由于我们多年的成本优势现在迅速消失。
亚布力企业家的信心指数，直观和宏观是一致的。成本优势没了，现在美国厂、日本厂纷纷往外跑，微软关闭了在南方的基地，9千工人的劳动合同解除，这个消息现在是个别消息，统计上看还没有酿成趋势的变化，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要讲的仅仅是劳动力成本吗?我们今天劳动力成本，如果你放在工人口袋里，劳动成本的上升就败在国内市场的扩大。一百块金融代他花出去，那头会有更多的人卖手机，卖消费品，卖服务，成本上涨市场扩大。今天劳动成本上涨中40%多是社保缴费。要不要做社保？要做社保，又出现一个问题。
所有劳动力都有老的问题，要建立社会保障问题，但是我们保障体系运行的效率怎么样？与美国、西欧、日本相比，我们这个部分偏高。这个钱从市场里拿，不是雇主交就是工人交，拿出以后交到市场上去了吗?这是宏观经济中很大的问题。经济下行利率还这么高，多少年发了这么多的货币怎么会缺钱。货币政策确实要有，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定要增加灵活性，这是一个问题。
前两年李克强总理提意见时，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帐上4万亿，财政部没花出去，所有公营机关，形形色色的事业单位，帐上没有花出的钱28万亿，加到一起32万亿的钱在帐上。经济一下行，发改委急得天天批项目，这是什么问题？好多钱从市场里抽出来没有回到市场里去，市场当然缺钱，这是制度成本问题，不是要素成本的问题。你看起来是工人工资高，社保是法定必须交的，钱交了以后怎么运行。如果有一块钱是从市场里抽出去不回到市场里去，经济运行的代价就要上升。
2008年通过新《劳动法》保护劳动力权益，因为收入分配，有最基本的社会公正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条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连北大都受到波及，请来的人好好工作，但是突然说不能续签合同，因为《劳动法》规定签两次合同就要永远聘用。这个法律条款道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签两次合同就要长期雇佣？讨论时我提了一个相反论据——要有另外一部法保障这部法的执行：所有消费者买一件衣服，只要买两次就要一直买下去，饭馆吃两次就要一直吃下去。这才能保证需求。人不买我的东西，工人怎么长久雇下去？但是这写进了法律。法治要有很多力量的参与才能让法律变得合理，因为制订合理的法律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且在不同利益中要有正当公开的博弈过程，才能形成法学家口中的良法。现在是升的快，但是要不要升那么快，有没有余地？这部分不是要素成本，是体制运行的成本。
2005年我在浙江台州做过一个调查，快餐刀叉制造企业。几年不见，今年两个老总，夫妻俩人告诉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了一个厂，说那边比这里便宜很多，税收比我们这里低，电费低，人工比我们高，劳动生产力高，但是较高的劳动成本可以被生产力抵掉部分。中国很多厂走出去了，这就有数据对比，他收了多少税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收了多少税提供什么服务，这些都是制度成本的问题。
中国建的房地产项目土地成本平均占50%，一线城市占70%，日本15%，堪培拉12%，你看看我们城乡多少土地没有好好用。很多潜在土地没有供应出来，供应出来的土地没有好好用。城市一平方公里得有一万人，那是夜间人。曼哈顿夜间人口每平方公里是多少，白天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购物、旅游，这是城市的利用。我们现在政府主导城市修建，很多地方缺东西，没有人。这都是成本，这些成本不是个别公司的生产成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运行的成本。
这次论坛有一个高端对话是广昌和艾特·凯瑟克。主持人问大陆投资回报率很高6%，香港0.5%，欧盟是2%，你们为什么还要出海投？广昌回答投资回报率确实国内高，所以全球运用的资源是要投回中国来。他讲了一个答案引起我的注意，中国民营企业如何筹资来投，海外筹资成本低。如果在中国筹资，回报率8%，你的资金成本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企业。广昌是有名的大型民营企业，他的筹资在国内就很高，小的民营企业没有10%不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国务院急于加强投资。不是中国缺钱，我们是世界上最高的储蓄国家，50%是储蓄，但问题是这个钱进去再出来就是贵。现在最好的是在全球低融资成本的地方筹资到中国来投。
再有5年10年，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如果我们在整个国民经济成本曲线下，没有跟成本博弈的能力，每家公司谁也跑不掉土地贵，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是做商业的企业，制度成本怎么做？我的态度是从历史经验中找。
中国的民营企业过去是不合法的。第一个民营企业是广东，今天没有多少人记住它的名字。越没人记得住我越要一堂课一堂课的讲下去，要让年轻人知道。广东人要吃活鱼市场没有供应，当时承包经济开始，他包一块水养鱼，供不应求就扩大规模，雇工人数超过8人，这是大问题。当时说雇工7个有点剥削性，超过8个是资本主义。陈志雄雇了二三十个人。事情从县闹到市、省，一直闹到中央，这个查那个查，最后总算没有作为资本主义打下去，但是没有完全合法化。
今天企业里冒出多少英雄，英雄是时势造的，你再有能耐也要有一套法治。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任何人群都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能影响行为，不能随便说这个事不能干。你永远可以有看法，但是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行为不合法，要经过公开的程序制定，要得到普遍的遵守，没这个东西能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当年有个大案子：IT能不能在电信网上跑？1997年，当时打一个长途电话32块钱一分钟，打电话跟打电报一样要起草稿子，要算时间的。32块一分钟，我是1995年底回北大教书，当时美国学生群体已经有了网上电话，回音非常大。真正完成商业化的是以色列一家公司，解决了可以在腾讯网络，可以在IP情况下语音。中国的企业家很灵的，1997年3月份，福州马尾区35岁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叫陈锥，锥子的锥，他发现有打电话需求。他是卖电器的，用促销的手段注册IP电话，你买多少钱东西，就可以打几分钟电话，发现很受欢迎。他注册了八部电话，专门经营这个东西，定价一分钟6-9元，可以低至4.8元一分钟，当时国家电信是28-32元一分钟，他的经营就十分火爆。马尾区电信局就发现了，这可是抢国家专营的生意，带人没收设备，先交2万，后交3万放出来，陈锥和他的兄弟陈业用行政法诉讼马尾区电信局。
一审法院判的非法经营罪。两兄弟不服请了律师上诉，到了福州中院，这院长应该写上中国法律历史，有破天荒的两个创新：第一，问题很复杂，涉及到新技术我们都不懂，所以让原告被告都请专家证人来，先给法庭讲清楚是怎么回事。陈氏兄弟请了专家证人，一位叫老龙，是做技术的，当年是十大有名的网民之一，做过许多好事，回国后是福州IT企业的老总。他用网络技术帮人找孩子，1998年长江大水很多人受灾，他在网络上发动慈善让孩子上学。他站在起诉方，在法庭上用PPT演示给法官看， IP电话是数据包，不占用你的电信线，可以把语音拆开利用空档发过去，和传统的电信通讯不是一回事。他们请的辩护律师也很厉害，说国家专营电信时还没有IP这个技术，怎么会禁止一个还没有出现的东西呢？今天我们都懂了法未禁止则可为。
当年反复辩论，中院院长做了非常有名的判决：根据专家证词这是一个新技术，非法经营罪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这是当年网络经济很大的事情，变成全国电信政策讨论的话题。电信后来迅速推出IP电话，国家定价一分钟4.8元。
没有这一场仗，没有制度成本大幅度向右下方移动，没有创新，后面的故事要重写。你再有能耐也不合法。法治不是一个遥远的词。德国很多的创新业务息息相关，同样有这条线的问题。一套制度在一个历史条件下形成，大量的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要求整个国家的游戏规则、法律的调整变动。
什么力量推动变动呢？现在都在讲新常态，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去河南视察，最早提法是适应新常态，这是2009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家提出的。别想快速回到之前，时间长了负面效果会出来的，所以新常态所谓是“新”。但是现在新常态讲得这么普遍后，我觉得新常态里有几个词很重要，无论是说从17%降到7%、8%就是新常态。同样的公司销售增长10%，成本增长状态极其不同，没有成本线的博弈，没有不断向右下方移动的成本线，光增长不一定能保障我们实现所谓全面小康。
再举一个例子。李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是这个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有限。
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就可以提供一个商务进去，给它竞争，把资费降下来，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是要有总理出面去点。问题我们13亿人口就一个总理，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吗，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
对成熟企业，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刚开始的企业，那个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对于很多企业，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资费可以消化，下行的时候，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是生死过不去。
《乔布斯传》中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跟他讲，苹果开机速度慢，能不能让他的开机速度降10秒，这个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全球当时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3亿秒，等于是一年里头有100个人，100个人的终生生命就耗费掉了。这个工程师一听就懂了。再过两个礼拜去，这个工程师已经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去买苹果的。
上网速度变成了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是一家企业能够对付的吗？是我们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这件事情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的注意。
总的来说，现在至少在亚布力调查的企业家信心指数有57，对未来比较看好，乐观的朋友更多，我总的基调也是蛮乐观的。但是到底多少年以后你成为第一经济体？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上个老二变成老大了吗？没有。能否达到这个结果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所谓行为当中成本曲线是决定性的。中国经济再火红，数据再好，故事再多，成本曲线一定会向上移。最后的结果不是成本曲线向上移，而是我们在竞争当中能不能移得慢一点，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向右下方通过制度创新，把成本曲线通过创新移下来，在不断变动的曲线中，争取成为基业常青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