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华为
华为现在能在20多年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科技企业奇迹，有其了不起的企业管理机制，利益分享的机制，还有数代华为人的努力奋斗。在华为，你首先是一个“华为人”，其次你才是父亲、丈夫、儿子等，企业的利益与目标是放在首位的。
任总本身就是亲力亲为的实践者，任正非已经将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华为，就算华为的运行机制已经成熟，但任正非对大方向的把控，以及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精神导师作用，仍然深刻的影响着华为，华为亦有任正非深深的烙印。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这样的理念，这里摘选了前华为副总李玉琢的《我为什么离开华为》和青年周末对他的采访，一窥华为的文化。
任正非：为什么要离职，你可以离婚啊！
在文章中，李玉琢描述了他离开华为的全过程，其中令人惊讶的是：因为身体健康以及家庭原因，他三次提出辞职，但任正非却鼓动他跟妻子离婚….
以下为李玉琢的博文：
1、 因家庭原因提出辞职，上交辞职报告后却不被理睬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４年６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惟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2、执意要离职，却被任正非鼓动离婚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3、不想成为抛家舍业，牺牲健康的企业家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
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
(青年周末对李玉琢的采访，有所删减)
青周：按您在博客里说，您对华为的工作状况也是很不满的吧？
李：我对华为的企业理念大多都认同，但也有不认同的。6年前，我离开华为的时候，华为现任董事长孙亚芳就说，我没有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
青周：加盟4年多，身为副总裁，您还不能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吗？
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我是当时唯一一位从外面进入华为高层的，其他基本都是华为内部成长起来的干部，我的头脑中在此之前已经接受了别的东西，如四通文化。但我并非因此就说他们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
华为的企业文化中比较核心的内容是对企业的责任感、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我想无论在什么时候看，问题还是不大的。很多人在进入华为之后，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文化，发展到为工作废寝忘食，以办公室为家，任正非本人就是这样。
青周：你是觉得这样的企业文化跟你个人的理念无法融合才走的？
李：我离开华为当然是有主客观原因的。但得知自己身体有问题之后，我首先想的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不能再不管自己身体了。我还要家庭，我不想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下定决心，辞职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青周：您都受不了了，看来华为的工作制度真的给人很大压力。
李：我在华为工作时，华为正处于创业期，研发、市场建设工作都非常繁重，那时大家都凭着创业激情在干，也没怎么在意身体方面的问题。干过一段时间后，至少我发现，虽然我不怎么加班，巨大的工作、精神压力还是对身体有影响的。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忘我的工作狂，事业远远重于家庭。但是我想，他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呀。在我看来，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家庭、不要健康的社会是危险的。
工作不能带来幸福，也就失去了意义。
青周：太多人在底层为生存，为前途拼了命地打拼，疲于奔命，连思考都没时间，何谈解压？
李：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其实，华为提倡不要让雷锋这样的人穿破袜子，不要让焦裕禄这样的干部过早失去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据我所知，1996年以后加班用的垫子，在华为很多员工那里都成了午休用的用具了；华为还给员工较好的报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就是为了让员工们过上好日子。
青周：有时候，难道不是因为高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诱使年轻人牺牲健康忘我工作？
李：年轻人参加工作不久，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积累，为了提高业务，作出成绩，工作上肯定要付出，但绝对不能极端到以损害健康甚至是死亡作为代价。企业也应在潜移默化中营造一种人文关怀，对年轻人的生活给予适当关注。对于某些不会休息的工作狂，甚至要逼着他去休息。
对于个人来说，应该把工作当成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自己一定要学会区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很多年轻人有理想，有追求，并非都是为钱而工作的；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是成年人，应当理性对待工作方面的问题。健康是人的最大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华为也在改变
其实对于华为的加班文化，一直存有质疑。十年前，一篇《天道酬勤》的文章，在后来引起很大的轰动与争议。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 “胡新宇事件”，当时该事件成为社会的热点事件，从质疑胡新宇先生的死因，如过劳死、血汗工厂，到质疑华为的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如加班文化、床垫文化、狼性文化、绩效考核等。翻看当年网络上的文章，仍感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惧。
“胡新宇事件”也成为华为内部的关注热点。员工认为华为对胡新宇的死负有责任，并质疑华为不合理的加班制度，甚至质疑绩效考评和企业文化。一些华为的员工通过邮件等各种形式向外部反映了华为内部的负面情况，甚至爆料各种内幕。
为了应对由“胡新宇事件”引发的来自公司内外部对华为文化、机制及管理的质疑，公司与内外部进行广泛沟通，进行危机管理。除此，公司高层还决定系统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目的在于对华为进行一次艰难的自我“身份的证明”，于是出台了这篇《天道酬勤》的文章。
文章言明：以往的艰苦奋斗成就了华为的今天,华为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艰苦奋斗，华为未来还必须坚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目的是为了客户，艰苦奋斗也是为了成就每一位员工，艰苦奋斗同时也是成就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公司。华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别无选择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持续地艰苦奋斗。
正如《天道酬勤》一文所言：
- “艰苦奋斗是华为文化的魂，是华为文化的主旋律，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外界的误解或质疑动摇我们的奋斗文化，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华为的发展壮大而丢掉了我们的根本——艰苦奋斗。”
- “我们没有国际大公司积累了几十年的市场地位、人脉和品牌，没有什么可以依赖，除了比别人更多一点奋斗，除了在别人喝咖啡和休闲的时间努力工作，除了更虔诚对待客户，否则我们怎么能拿到订单？”
- “我们要更多的寻找那些志同道合、愿意与我们一起艰苦奋斗的员工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要唤醒更多的干部员工认识到艰苦奋斗的重要意义，以艰苦奋斗为荣。”
-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为人，不论肤色，不论民族，不论语言，都共同有一个声音，成功基于奋斗。”（任总语）
不难看出，华为现在所确定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核心价值观即发源于这篇文章。可以说，一个突发的危机事件，把华为推上了风口浪尖，也让华为重新去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把坏事变成好事，促进华为长期稳定发展”的目的。
也就是从《天道酬勤》出台之后，华为也开始反思与调整相关制度，如：限定加班时间，加班后强制休假，设立首席健康官，定期发布员工健康报告，设立员工意外伤害保障，成立员工沟通部等。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其后华为修正了奋斗的内涵，即奋斗是一种精神，人人可以奋斗，奋斗重要的在于结果，而不是过程的艰难——奋斗的标志是高绩效：“一切为了服务，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