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华为■首次感到不安：我的华为友谊十多年！
早在2003年，我就曾应邀在华为大学的礼堂，为华为及爱默生员工讲过房地产市场。此后陆续又为华为人讲过3次。很多那时的华为人因此实现了房地产启蒙。
我也应是最早进入华为A区—也即CEO任正非先生及几位元老办公的区域与室内—参观的外人，元老们那胡鸭塘边的4栋独栋别墅式办公小楼，非常不错。
任正非先生的所有讲话，我深圳公司@房地内参 往往全文照登，我们员工也都使用华为手机。因为，我们对任先生很认可很支持。但最近任先生对楼市的表态，则令笔者首次感到了不安。
任先生最近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针砭深圳房地产市场，与华为终端公司迁到东莞松山湖的消息结合，一起发酵引爆了舆论。除了对某些部门之前用“华为科技城”炒作区域旧改这事表示愤慨外，对任的其它说法均不能同意。就此落笔，以正视听。
■一驳任正非“成本观”
任先生说：“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已极其明显、反复验证，所有促进城市疏散的努力最后都促进了集中，高铁、网络、高速公路越发达，其实集中现象会越明显、而不是越分散，只不过集中现象逐渐扩大了城市规模，直到扩张的收益与交通的损失达到均衡点时结束。
一般地说，城市中心向外扩张的有效半径是50km，都市圈的面积会在8000~10000k㎡之间。华为终端公司迁到距离深圳中心35km的东莞松山湖，其实就是在深圳都市圈内的行动，说明在深圳都内，是可以实现成本控制的。
高成本，既可以摧毁竞争力—摧毁与驱逐那种没能力提高附加值的行为，也可以提升竞争力—如果成本还维持在20年前，深圳的竞争力一定低于当下。这应该是无需多言的。
竞争力强的地方无一不是成本高的地方，低成本的地方无一不是落后的地方，成本本来就是竞争力强的结果。
深圳发展迅速有个隐性原因，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令国人恐惧的“三高城市”–高工资、高物价、高房价。这“三高”导致深圳成为了有别于内地众多低成本的生活型城市的资本型城市，得到了最好的起点。
难道要按照任先生的意思，放弃资本型城市的身份，让深圳降格为一座市民型城市、生活型城市吗？
■二驳任正非“土地观”
任先生也说：“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任总能够这么说，华为的智囊团完全可以下课了，这既不公道也不符合事实！
深圳发展30多年，倾尽家底支持工业，到目前为止，总建成土地中，34%用作工业、仅24%作居住，而交通、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用地不可或者难以压缩。在居住用地中，照顾原村民、村股份公司的又占去了30%，用作商品房开发的土地太少太少。
在国际上，一般城市居住用地占到总用地的40%~55%，可见深圳住宅用地被挤占的情况有多严重。深圳因此成为全球500万以上人口中，工业用地占比最高、居住用地占比最低的城市。
因为支持工业、工业用地过多，所以挤占了住宅用地，因为宅地被挤占，导致住宅价格太高，而工业租金与低价又过低。各位去看看华为总部，容积率之低、留白用地之多、楼间距之宽，充分说明了深圳花了多大代价支持华为。
看看任先生与几个元老的独栋办公及宽阔的湖面，就可以知道华为对土地的利用是多么的不充分。这，不也是深圳住宅房价太高的原因之一吗？
■三驳任正非“貔貅观”
任先生还说：“以前买这些低科技的零件，我们都是付人民币，到东莞提货，现在是付美金，到东南亚提货了”。
任先生这样说，意思是强调成本高到连很多基础元器件厂已经无法生存了。那么好吧，中国最好什么都自己造，无论赚不赚钱、划不划算，都自己造。但是，依据这种貔貅思想弄下去，会爆发新的鸦片战争的！
即使成本再低，也都会存在国家、城市之间的分工。分工与成本无关，与比较优势有关。这还要说吗？都已经进入工业化、比较优势分工的时代如此之久了，竟然还能够这么想，时光倒退回大清朝了吗？
■四驳任正非“重工观”
任先生又说：“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二驳”中我已经就此说过的就不再重复。我想补充的是，信息化来到以后，呈现出“去物质、去成本、去人力、去环节”的颠覆性、革命性趋势，而且信息极度透明以后，原来的很多价值形成环节被摧毁、新的价值形成还未能跟上。
货币流转是讲究“钱物对应”的，而这种情势下，导致货币可附着处越来越少，唯独还没有见到新技术能够淘汰住宅的需求，因此住宅成为货币少有的附着物，住宅价格上涨，其实是全球现象，不是深圳独家。
人类社会奋斗的目标，是从农牧业、进步到工业、再进步到服务业。如果局限在农牧业的角度，那么工业就是祸水，因为工业破坏农地、抬高成本，最好维持在农牧业层面好了。而如果局限在工业层面看问题，显然金融业、资产业又是祸水。这些行业虚头巴脑，但赚钱更多、严重破坏制造业的成本啊，最好维持在制造业好好啦。
但任先生对不起啊，在做好工业基础的同时，向包括金融业、资产业在内的服务业进军并占据一席之地，是多少大城市梦寐以求而难以达到的目标！2015年，深圳在金融事业上取得的成绩，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是世界级的，这是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五驳任正非“比价观”
任正非集中精力对深圳的住宅房价进行了攻伐。由于有任正非的影响力大，很可能在社会上带来认知混乱。怎么看待中国的房价、深圳的房价？
首先在西方，在购买一套房的成本之外，还有基本等额甚至更高的持有成本，而中国的持有成本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中国处于迅速崛起的新阶段，加入WTO以后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量，增量部分中比如有相当多的会落入土地上，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规律。而西方则已经成熟，因而更平稳。
再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较少，基本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国土面积上，加上国人在儒家有为文化的影响下，拼命工作，财富增加，导致争夺空间的激烈程度较高，房价因而受到相对更大的支持。
所以，中国的房价乘以0.5再与西方比才是公平的。
■六驳任正非“城际观”
而对于任正非对深圳房价的批评，也需要厘清头绪。
首先，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传统大城市，买新房只有向近郊、远郊进军，因为城区已经简称完毕。唯独深圳，由于发展太快，因此在城区内还有大量的新房销售。而公布的房价都是新房房价，因而大家是在用深圳的城区房价，与其它一线城市的郊区房价做对比，并不恰当。
其次，唯独深圳在规划政策上比较开明。由于官员处于立场的原因，不太敢放开容积率，因而导致深圳的容积率利用并不充分，因而民间就自发以“赠送面积”增加容积率。85㎡甚至可以做成4房2厅2卫，当然就导致账面房价高企！而其它城市控制严格。
再有就是，深圳是全移民城市，在这里大家的亲缘、裙带关系基本等于零，借居的可能性等于零，解决居住问题只能买或者租。
而深圳平均年龄29岁，这个年龄恰恰是荷尔蒙最旺盛的年龄段，这个年龄段是恋爱、结婚、生育、离婚的高峰期，而恋爱要租房、结婚要买房、生育要改善、离婚了分居，无论哪一种动作都触发了房产需求，导致深圳成为中国刚需第一城！
所以，如果要比较深圳与北京、上海、广州的房价的话，请你在深圳房价的基础上乘以0.7再比吧，否则是很不公平的!
■七驳大众之“乌合观”
这第七驳，要送给大众与传媒，因为他们的反应非常奇怪。原本只是华为终端公司的搬迁，最后却演变成了“华为跑了”，乌合反应之怪异与强烈令人叹为观止。
华为基本法原本是不进入消费电子领域的，不到十年前才改掉这个规定的。也就是说，原本华为终端公司就是一家新公司，原本就在总部建筑内没有自己的位置，其去东莞松山湖又什么好奇怪的？
按照任先生“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的说法，那为何不去更便宜的甘肃、宁夏、新疆呢？不是说可以“活力分布”了吗？可以料定的是，华为绝不够胆迁移自己的总部，而将一些制造环节迁移出深圳则将是大势所趋。
其实，最难以运输的是思想、创意，形成思想与创意的氛围与气场几乎是难以复制的。所以，比工业更扎堆的是文化、创意、创新产业，全球的电影集中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全球的广告业集中在曼哈顿的麦迪逊大道、中国的互联网集中在北京，这些地方看起来成本高昂，但终归还可以用钱解决。
你到新疆去搞创意、研究试试，那个成本才是高，高到多高的地步呢？高到无穷高的地步，因为用钱、用啥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个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是两个地方：一是监狱、二是移民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每年接纳如此之多新移民的城市，聚集了比那些人口不流动、或者只出不进的城市更多的高智商群体，在这些城市，才有了思想市场的空间。
有这么一个规律：1000个有效的新思想，会诞生100家新公司、会生存下来10家、最后有2家成为这个新领域的王者。拥有思想市场的城市，才是总部城市。任正非历史上的突破性言论，如果是在内地很多城市发出，根本无法取得共鸣，但是在深圳大家却成了他的知音！
可以说，正是特殊的深圳环境，推动并加速形成了今天的任正非、今天的华为。如果在内地，任正非恐怕将成为一个被人讨厌的反面典型，早就被身边人用唾沫淹死了。
■细思恐极：华为人会因任正非变穷吗？
最近几年来，密集地给客户开会、为市民讲课，我几乎成为了述而不作的人。今天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千字，相信各位已有了相应的认识。全国大约3000个县、每个县平均大约3000k㎡。深圳只有1995k㎡，是典型的微型大城，实在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
深圳为华为提供过多少扶持与协助，华为应该是清楚的。华为与深圳的关系，现在被说成了排挤、挤出的关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城市规律的。任正非及影响的大众对于高成本的恐惧，值得同情但不值得理解。
按照农民的看法、保持在农业是最保险的，按照工人的看法、保持在工厂是最省事的。产业链越升级、风险就越大，在食物链上的位置越高、风险越大，这本来就是规律。难道因为这个规律的存在，我们就不要向上、向前了吗？
技术这么迭代、信息这么革命，连华为自身都应该是充满了未知的恐惧的，那任正非的上述要求岂不是要绑架深圳了吗？华为再重要，深圳也不能吊死在华为一棵树上、满足所有的要求啊！所以，该搬的就搬吧，华为不要客气、大家可以欢送！
而深圳，将是华为当然的总部，搬也搬不走的，搬走是华为的损失，这个无需担心。我唯一的担心是，任先生在新时代还继续将保持贫、苦、饿当作管理基础，将员工机器化当作方法论，将虚幻的上甘岭荣誉当作荷尔蒙，抽取员工自我而让华为人变得呆萌，那将给华为带来重大的长远负面影响。
任正非现在还将金融、资产当洪水猛兽的错误观点，或将严重影响到华为员工的判断，从而使得自己将工作的创收放到错误的、便宜的地方去，从而脱离金融大循环，牢牢地限制在工业经济、自然经济的框架内，而产生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导致“科技返贫”现象、压制阶层升级的现象，在华为高发！
细思，恐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