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有感触,就从周有光的汉字改革说起。周有光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他早年专攻经济,近50岁时才转修为语言学家。抗战时他没钱,带领全家逃难途中写新闻稿来赚取稿费,稿子写多了,对语言产生了兴趣。抗战胜利后,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籍,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受邀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参与汉语拼音改革方案,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些人不服气,认为做出贡献的不止他一人,几千年来,数千文人都在立志改革中国文字和语音的统一,并给汉字注音。现代人发明注音字,还用国际音标注音等,但到现在为止,汉语拼音是最简明、最方便的。大家不要嫉妒,不要把“之父”看成唯一,还可以有“汉语拼音之爷爷、叔叔、姐姐……”,很多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周有光完成了如足球的“临门一脚”。
屠呦呦[2]从植物中提取了青蒿素,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3]。这也不是她的原创发明,屠呦呦说是
从古书上看来的。她领导科研组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出200多方药,以现代科学组织筛选,用乙醇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发现了青蒿素。因此“原创发明”、“自主创新”这些名词在哲学上有局限性,希望新员工有开放的心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哪怕只前进一毫米,也是功勋。如果总说从头做起,那是耗费公司投资,应该降级。
清末维新运动,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上世纪初期,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学的特点是采用白话文体,为现代工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当然,我们采用白话文,并没有否定文言文。直接、写实是白话文的第一优点,也比较快的能反映科学、技术、社会进步名词的表述。文言文如何表述“蓝瘦香菇”、“喜大普奔”呢?否则,今天无法用文言文描述日新月异的进步。小国、少数民族进步慢,源则语言、文字跟不上社会进步。
第二次危机是电脑时代。八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电脑刚刚兴起,我感到巨大焦虑,感觉中华民族要被时代抛弃了,因为电脑是英文输入,汉字怎么办?后来,王永民发明了“王码五笔”,非常伟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然,今天汉字输入法更先进了,是另外的佳话。汉字本是与电脑不相关的畸形文字,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直演变到今天,汉字输入法已经非常简便和科学。今天,汉字在信息存储、传输、编辑、排序、检索等方面都超过英文,将来计算机扫描,汉字可能还优于英文,因为汉字是图形文字,错误率低。
回想这些事情,看看中国汉字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今天汉字碰巧适合信息时代,这与前人做了很多贡献有关。中国将市场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才能形成全国性的贸易体系;加入WTO,国际贸易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几百年来,文字改革对国家、民族很重要。
席讲,如果改成拉丁文,年青人不认识汉字,就读不懂历史;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据说反对票多了三票,毛主席很民主,就放弃了拉丁文。(从国外网上道听途说的,没有根据。)
第三阶段,汉语拼音方案要成为国际标准。如果文字改革仅仅是在中国土地上,不进入国际标准,中国文字是存在问题的。文革期间,国家基本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1979年,国际标准委员会发函邀请周有光到巴黎参加ISO,他先拒绝了,说衣服都是破的,国家给他新做了大衣、鞋子、袜子,回国后再交公。他没带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一分美金,就去参加了国际会议。因为是外国邀请,不是公派出国,30美元不发;人民币是外汇管制,不允许带出国,因此,两手空空上了飞机。在这个会上,他介绍中国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让国际上看到了我们的文字改革,做了一次广泛性宣传的基础工作。但当时很多国家抵制,因为他们更改自己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需要花费数千万美金。第二次华沙国际会议,接受把《汉语拼音方案》定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是会议提出中国要有正词法,这点非常难做到,中国至今也没有连词。第三次国际会议提议在中国开会,周有光向国家报告,1981年刚刚开放改革,邓小平同意了,在南京的一个空军招待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很成功,周有光说服了大家接受中国用26个字母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新员工进入公司,应该积极加强沟通,做好充分准备,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充分发挥。希望年青人将精力聚焦在多产粮食和增强土壤肥力上,不局限在各自专业,跨部门、跨专业地沟通。华为以前的传统就是“喜群居、吃杂食”,一群人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少一点埋怨。如果我们把埋怨的能量用来“刨地”,相信收获成果时就不会有埋怨,工资涨了,机会也来了。心声社区是开放的,所有批评我们的帖子都不会删减,而且保护发帖人的隐私。如果你们骂完以后,心里舒服了,不得忧郁症,我们也算是做了贡献。但是,简单的点赞没有必要;没理由的攻击,不可取;特别是人身攻击,更不可取。我们也能够区分心声社区上的建设性意见,从中吸取合理的营养。
书籍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智慧都可以从书里面找到,有的是直接答案,更多的是读的人去悟。一般员工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但领导干部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和人打交道,需要对人,对事有深刻的理解才行,而哲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
历史的幸运,我们既保留了中华的传统文字,又成功的全国推广了普通话,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呵!为伟大祖国的崛起,为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多么伟大的奠基呀!我们向数百年来为文字改革进行奋斗的改革者致敬!我们也要为历史添加一砖一瓦。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事前得到过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指导,申胜利也做了大量的支持工作。)
[2] “呦呦”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中国文化真的很神秘,两千多年前,“呦呦”就和“蒿”联系在一起了。
[3]关于屠呦呦获奖,有一个传闻,也可能是笑话,但很有意味。据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意要给这个奖给“青蒿素”发现者,但参与者多人申称拥有最终发明权,委员会就分别给这些人去了一封信,要求写出2个对“青蒿素”发现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人,这些人写的都是自己和屠呦呦,于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把奖授给了屠呦呦。
[4]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毛主席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讲的就是他。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时任参议院议员和大总统府秘书,协助孙中山建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组建华法教育会,选送张申府、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等到法国留法。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出席开国大典。
[5]周有光说:“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见周有光《百岁忆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4页)周有光65岁退休,其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很好地实现了爱因斯坦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