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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10月21日，19世纪最大的一场海战——特拉法加海战，在西班牙加迪斯附近海域打响。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对阵英国地中海舰队。英军大胜，此战不仅粉碎了拿破仑试图夺取地中海控制权、进一步攻击英国本土的计划，扭转了对法国的战局，也维护了英国19世纪百年的海上霸主地位。
不过，英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中将被法国军舰上的步枪手击中身亡，年仅47岁。他去世前留给世人一句平淡而又震慑人心的话：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 man will do his duty ! 这句话背后的英国政府，是我眼中世界上最成功的责任体系，没有之一！
首先看顶层设计 ：千年的变革之路,伟大的妥协和坚持，铸就卓越的制度
英格兰在一到五世纪曾被罗马人征服, 罗马人给了英格兰治理的启蒙。罗马人撤离后，德国境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趁虚而入，建立了王朝统治。1066年，国王“忏悔者”爱德华去世，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渡海夺取王位，史称“征服者威廉”。作为一个外乡人，威廉通过跟本地的贵族的妥协站稳了脚跟，英格兰也逐渐进入欧洲大版图之中。
1199年，约翰王即位，他号称 “能征善战、屡败屡战”，因丢了大部分王室领地而被称为“无地王”。 1215年6月15日，在内战中失利后，约翰王被迫跟贵族们签署了《大宪章》，在那个东西方都还讲究“君权神授”的年代，《大宪章》第一次界定了国王、议会（贵族议会）各自的权力范围，公民（当时仅限“自由人”）、教会的权利，“分权制衡”，“法治”这些概念有了雏形。
没有一蹴而就的变革。被迫签了城下之盟的王室也不甘失败，《大宪章》几经推翻、修改，国王经常以违反契约来确立权威。爱德华一世（电影《勇敢的心》里面的“长腿爱德华”），借着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征伐，大权独揽，完全有机会废除《大宪章》。然而他却于1297年确认大宪章为国家法律，这位国王告诫自己的儿子：“只有遵循法律，王室才有希望长久活下去”。把人和人的斗争，转化为规则之争，是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虽然有唐太宗从谏如流、孙权的“外事不决有周郎、内事不决问张昭”，这都是看人、看心情的管理，分分钟都可以被推翻重来。
进步归进步，问题还是很多：议会和国王、国王和教会、新教和天主教。1559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即位，“民间”出现一本书，大致是写女人当国王有悖于神的旨意等等，这本是针对当时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却让英格兰王室很尴尬。女王的智囊团立即回击：第一，这个国家不是女王在治理，而是法律；第二，我们有一个成熟的制度和议会，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保证；第三，她是“伟大的都铎国王”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在位45年，英格兰成为欧洲强国。
当然，这里面模糊地带还很多，这都是不确定因素。查理一世，这位坚信“divine power”的国王，不需要收税时候，就关闭议会，还出尔反尔撕毁自己签署的法案，最终引发了内战。我们不是说国王是非正义的，双方都有越界行为，只是议会的诉求代表未来的方向，而且国王战败被俘，丧失了主动权。议会没有诉诸流放或其他非正常手段，而是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法庭。1649年，欧洲第一次有国王被判死刑。从此，这个国家世俗社会最高的权威不再是国王，而是法律。
没有国王的英格兰，经历了10年“共和制”和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后，议会迎回了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国家又“回到了正轨”。查理二世去世后，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续“反攻倒算”，似乎又回到了查理年代。这时的英格兰，已经历了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洗礼，约翰.洛克、托马斯.霍布斯等人的探索已经让新的“契约政府”呼之欲出了，朝野之间，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突破，就剩一层窗户纸了。
1688年11月，在议会一些贵族（也被马克思称为“新兴资产阶级”）的“邀请”下，詹姆斯二世女婿、荷兰执政威廉率兵“入侵”英格兰，不发一枪一弹推翻了岳父的王位。作为继承王位的条件，议会要求威廉签署《权利法案》，内容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威廉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为国王威廉三世（名义上还是跟他的妻子、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共治） —— 是为光荣革命。
1701年，为了解决困扰一百多年的宗教和继承问题，议会修订了《王室继承法》，规定：“先男后女，长子长孙优先。”这现在看来简单的有点好笑的规则，却是一大进步。王位继承带来多少明争暗斗、兄弟相残、乃至内战（奥斯曼帝国曾经采用过王子即位后有权杀掉自己的兄弟的习俗），随后英格兰跟苏格兰合并，大英帝国成立。只要方向正确，不怕慢。有问题一点点解决，光荣革命至今，英国至今没有再发生大的动乱。
2013年议会再次修订了此法（这还要其他以英女王为元首的国家同意），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只看出生顺序。这个优化是回应“男女平等”的潮流，虽然来得有点晚，但确实是英国人一贯的作风：有问题，就修改规则；改之前，人人都要遵守。
君主立宪制的核心不在于君主，而在于立宪。所谓“宪”，正是用确定的规则来管理。这个规则又是先进的，有自我纠错能力的。他凝聚了古雅典城邦民主，罗马法治、中世纪君主制的精华和教训。一个有序和自由的社会，让商业享受了巨大的红利，催生了工业革命，正是“双元革命”让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人类也由农耕时代，完美的一跃，进入工业时代。
2015年6月15日，《大宪章》签署800年,强大的西方文明面前，一个卓越体系的力量和价值，已经无需再去证明了。
《大宪章》、《权利法案》这些顶层设计，如果落不了地，体系转不起来，或者转的似是而非，再好的架构也都是废纸。
除了先进的理念，落地和执行至关重要。政府预算审批，官员任命，选举，上至首相、部长，下至普通议员都严格遵守规则，有序的进行。每个周三，首相雷打不动的在下议院议事厅接受议员的提问，当天晚上还要向女王述职，毕竟你只是打工的，要守规矩。
这个设计能看到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一个制度化运作的政府，加一个哲学家国王。虽然英国王室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但女王的存在确实无形中挤掉了政府运作中多余的“水分”，像美国那样议会和总统经常演化成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游戏，在英国确实少了很多。
下议院更衣室里，衣架上还保留着悬挂佩剑的绳子，首相和反对党领袖之间的距离，依然是两只胳膊加两只剑的长度，确保双方辩论的时候不会动起手来，至今执政党和在野党在下议院还是不越雷池半步，就是对规则的尊重。
Robert Rogers, 下议院的Clerk，管理着包括设施维护、议会运作，过去35年里，他的专业团队让议会的一切运转严格、有序、高效（当然一个议案讨论几个月，是流程要求的“低效”）。任何事情、场景，都有相应的规则、流程、SLA、操作指导、还有相应的案例供参考，这都是过去800年不断优化、积累下来的成熟套路。纵使很“复杂”的规矩和流程，在终生以此为职业的专业团队面前，也是简单的。这些人都是闭着眼睛就可以把你的事情搞得妥妥的。
管理体系健全、监管到位了，各种权力才能沿着流程授下去，监管也能沿着流程进行，转了几百年，各种业务场景、基线都非常清晰了。大部分事情都按照流程走，你也没必要到处想歪门邪道，事实上也不敢，在既有完善的制度制度、又有文化层面、也有平台工具支撑的监管下，日常行为都是“透明的”，反而逼你靠聚焦实现自己的“核心价值”获得认可和成功。
我们经常看到首相卡梅伦在完成自己的homework后还不耽搁去学校接孩子，出去家庭聚餐，一方面是政治家作秀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家管理和运作确实比我们简单，对“领导”的压力也相对较小，你只需要考虑你的“业务结果”能不能过得了关，其他的按照规矩来就是了，自有人负责。
他们不是不会投机取巧，而是都有个共识：“Order、Duty、Contract”是一个良好社会不可或缺的，打破了这些，社会将陷入混乱。良好的文化底层肥，支撑组织强大，帮助这个体系有效的落地和运转。光荣革命能够改变英国，正是得益于王室和贵族的政治智慧，海洋民族的理性和契约精神。
被无数人吹捧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割裂了社会，让法国动荡了150多年，二战后才在美国的主持下得以稳定。而美国，又是英国最宝贵的政治遗产，这时不免想起托克维对法国人那冷冷的告诫：“没那么多创新的制度，老老实实学习英国和美国就好了。”——这句话，现在对我们依然适用。
规则制定的好不好，在于当权者；规则能不能严格的被执行，也在于当权者。各级当权者没有足够的眼界、妥协、契约精神，变革是很难成功的。也只有这些人带头遵守规则，规则才是有生命、有权威的，契约社会才有可能形成。
公司的管理，跟标杆的差距还很大；变革之路，还要踏实的一步步走下去。
老一点的员工都有这种感觉，大部分的精力都耗在那80%的“事务性”工作上了，按照“长板理论”，往往是这20%里面决定你的生死。
我们都在忙什么？很多都是语言不统一、规则不清楚，要反复沟通、确认，知识、经验没有被继承。自己定不了，怎么办？只能向上请示，请领导把关。领导定不了还要请更大的领导，一线的主管还要管吃喝拉撒、事无巨细，翻来覆去的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如果牵涉到本地员工，又多了一次转化，这都是无法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成本。我们呼唤流程责任制，就是呼唤这种以确定的规则进行管理，呼唤一种我们可以把精力聚焦到“作战”上去的状态。
流程责任制这个问题上，老板在不同场合谈过他自己的理解：就是要及时准确的提供服务和支撑，支撑作战的目的（如多打粮食），而不是单纯的“不出问题”。而且流程责任制的另一层内涵是不同的角色是各司其职，这个职责是明确的定义在流程里的，并且大家都有清晰和一致的理解。
我们“主航道”是矩阵式管理。一个维度是一线，作为指挥中心，遵循的是作战流程。对市场、合同和回款负责，这个维度也应该做出流程责任制（可能是搞定客户、也可能是确保一个条款）你的主要目标就是流程给你规定的责任。面向客户界面这最后一公里，对你的要求可能就是输出的信息标准、准确，行为不准违反法律、内控原则，其他的你可以灵活处理，责任和目标就是拿合同、打粮食，后方给你提供平台和能力支撑，但不干涉你“打仗”。
另一个维度是BG，作为“兵种资源”，对作战资源和作战能力负责，通过系统化的各种战略预备队（就像哈佛、西点这些高水平的学校支撑了西方社会的人才供应），整合全球的知识、能力、平台，支撑一线作战。矩阵式的管理下，两个维度相互协同、制衡，共同支撑业务。
周边支撑作战的部门，大部分的业务都是确定的，也就是用确定的规则和流程管理，遵守流程责任制。当然这个不是狭义的流程责任制，而是广义的，基于确定的规则、流程、场景，各司其职，及时准确服务。老板近期讲的“东京火车站”和“扳道岔”的守城部队也是类似的意思，相对稳定和专业的团队，通过流程及时、准确、高质量的提供服务，尽量“简单化、标准化、自动化”， 让支撑团队成为稳定的规则和流程执行者，专家聚焦专业知识,成为真正的专家队伍，主管聚焦战略和带领团队。让“人人恪尽职守，就是对整体最大的贡献”成为共识和管理改进的原则。
结束语：按照德鲁克的说法，不同的管理面对的90%的问题都是相同的，特别是原则问题。而管理问题80%以上又是确定的，可以通过总结规律进行优化的，这是变革能产生价值的理论基础。
我们学习标杆，是希望能找到参考：如何建立一个严格、有序、简单的管理体系，通过不断的运营优化，让管理更简单，让我们更多的精力和更强的能力聚焦战略问题、应对不确定。
注：任何制度和事件都有历史局限性和大时空背景，我们放下意识形态差异，只讨论技术层面的问题和对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