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华为
这是华为实现今天和未来全球领先的核心要素之一。华为今天在全球有16个研究所，主要分布在欧洲、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发布局？就是要充分运用不同区域的资源要素的优势，这也是华为今天能够在技术上领先的根本原因。我想特别强调两点，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而不是关起门来的创新，华为从来不讲自主创新，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发展。华为在欧洲的研发战略布局，使华为受益匪浅。今年华为的终端销售收入会达到200亿美金，华为手机业务为什么能在最近五年快速发展？相当重要的一点，和华为欧洲研究所，特别是法国研究所的贡献有很大关系。同时，华为的日本研究所在材料研究方面，也给终端的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
从今年开始，华为将进一步加大在美国的基础研发布局。我们知道，全球科技创新的资源主要还是在美国，尤其是基础创新的人才资源。由于华为的崛起和欧洲公司的发展，美国通信设备公司基本都衰落了，比如摩托罗拉已经被肢解为一分为三。由于商业组织的衰落，美国的通信基础研发也衰落了。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数据，从2007年至今，美国的大学没有贡献过一篇关于通信的基础研究论文。华为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华为要利用美国高校里通信研究的资源，加大和美国高校的合作，加大对他们的支持与投资。过去20年，华为与全球200多所大学合作研发，与个人或者研究所、研究室合作。今后华为会将相当大的比重投入到美国的大学，目的就是利用全球不同区域的战略资源进行开放式创新。
华为从过去的追随者，发展成为今天的领导者。做追随者是相对容易的，做领导者就要肩负起人类的责任，对未来做出判断和假定。爱立信总裁曾在某个场合很不客气地说，假如爱立信这盏灯塔熄灭了，华为将找不到未来的方向。任正非的回答是：我们一定不能让爱立信、诺基亚的灯塔熄灭；同时，我们也要在未知的彼岸竖起华为的灯塔。这句话背后的理念是：与竞争对手开展开放式的创新、联合进行创新，与竞争对手共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探索和假定。
华为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三权分立、三权制衡的治理结构。董事会、监事会、道德遵从委员会，三个权力体系在华为的发展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职责。华为的经营体系是董事会，监管体系是监事会，都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我想借上次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选举，来体现它的基本面貌。上次选举，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的8万多股东，在同一时间投票选举出51个股东代表，9个候补代表。由51个股东代表和9个候补代表选举公司的董事和监事。董事和监事有一个候选人名单，由60人进行投票，选出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公司经营管理的决策、战略决策、各体系高级干部的人事任免等。监事会是代表全体股东对董事和各级高管履行监督权，对经营管理层的财务经营状况履行检查权，对内外部合规履行监督权。由于华为是全球化公司，党委的另外一块牌子是道德遵从委员会，它是公司员工的政治核心，职能是引导全体员工热爱国家、拥护共产党，遵守各国道德规则，这是华为二十多年以来坚定不移的准则。举例而言，华为很早就规定任何员工不得参与社会上的游行、示威、集会活动，甚至不能参与小区里的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华为的南京研究所就有员工说，游行示威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你公司党委没有权力做这样的规定。公司领导就说，宪法赋予了你权力，你是公民。你是员工的话，你可以选择自由，华为也有权力不雇佣你。28年来，在任何重大社会风波发生时，很少有华为员工参加，这和党委在员工思想引领、思想教育、全球道德遵从方面的作用密不可分。党委还有干部任命的一票否决权。华为的干部任命也是三权分立制，用人部门有推荐权，上级部门有决定权，党委还有一票否决权。全部过关了，还有十五天公示，这也是华为向共产党学习的。这十五天公示会不会因为告假状而带来对干部的误判？华为不会因为有人告状不做调查就对这个干部否决，而是先搁置，由审计部门和党委等联合调查，如果问题是无中生有或者扩大化，就照用不误。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要敢于用有缺点、有个性、有能力的干部。当然如果有严重经营失误或道德问题，还是会被否决。
华为的党委在发动群众、团队激励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无形的作用，即员工的荣誉表彰权。
下面从两个方面讲讲华为的非物质激励。一个是华为的金牌奖，占员工总数的5%，各级管理者根据各种量化指标从上到下来进行评比。华为要给火车头加油，让5%的人作为火车头，引领15万人的巨型商业火车，滚滚向前。很有意思的是，今年华为搞了“明日之星”的评比，呈现了两个特征：一个是由群众民主投票选举，一个是比例高达20%，理论上讲，四年80%的人就会成为“明日之星”。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的时候，在论坛上讲到“明日之星”的评比活动。下面有教授跟我讲，这种做法可能是欠考虑的，因为它不符合激励的原则，组织激励的要素是小比例激励或者叫“活力28曲线”。我晚上打电话跟任正非说这个事，他说，我们这是肯定大多数、孤立极少数落后的人，也是一种激励办法。鼓励千军万马上战场。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句著名诗句：六亿神州皆舜尧。的确，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是物质极端贫乏的国家，但是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六七亿中国人的能量、精神力量、社会的凝聚力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句话背后的深刻哲理是，我们首先要承认大多数人是优秀的。这句诗，他不仅是浪漫的诗句，也是一种哲学方法。华为也认为15万人的多数是优秀的人，尤其是华为的员工是层层考核、筛选出来的优秀人才，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华为的“明日之星”。从今年第一次的“明日之星”的评比结果看，华为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在南非和华为的四个外籍员工交流，其中两个白人，一个阿拉伯人，一个黑人。每个人都很自豪地说，我是华为的“明日之星”。
我在和华为的高层管理者近距离16年的交往过程中，发现任正非是一位罕有的人性激励大师，他对研发和市场等具体业务都不怎么管，充分在组织内部释放权力，开放权力，同时与员工共享财富，共享公司发展成果，这在全球范围都比较少见。任正非多年来一直注重思想建设，注重团队激励，想出各种办法激励团队，使团队从上到下有活力、有激情，无论什么时候都像打了鸡血一般。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华为去感受一下，会发现华为人虽然个性不同、年龄不同、长相不同，但是在交流时会发现他们惊人的相似点，当谈到业务、谈到客户时都像吸了鸦片一样。老一代华为人如此，80后、90后的年轻华为人也是如此。背后的原因是，除了财富、权力、成就感的激励外，多年来华为的组织文化建设始终呈现着多样性、丰富性、变化性。
我再说一个小的现象，我参加过华为一些中型、大型集会，在今天实用主义弥漫的时代里，在华为所有正式的集会开始，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唱一首歌《中国男儿》，这首歌是189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歌。任正非没有任何爱好、生活乐趣，没事就看书、看电视。有一天他看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放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讲的是我们国家两弹一星研发的历史，片尾歌就是这首《中国男儿》。看到第二集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要我看这个电视剧，说电视剧一般，但每次听到片尾曲他就热泪盈眶。后来这首歌就变成了非正式的华为的司歌。
下面讲一讲华为研发体系的组织创新。华为在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在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方面，走的是一条追随式创新的道路，为了活下来，走的是最近距离贴近客户的现实主义道路。发展到今天，作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华为提出了“客户需求和先进技术”两个轮子驱动，选择了一条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发路径。
这个金字塔最顶部是华为的科技思想研究的群体，这是一群“科技外交家”。华为自己有17个Fellow，其中9个外籍，8个中国籍，他们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仰望星空的华为人。华为要求这个群体的科学家们每年必须拿出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时间，到全球大学或者高端科学论坛，与全球顶级科学家喝咖啡，目的是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前瞻。然后，这些人要把全球的新技术、新思想带回来，再召开不同形式的战略务虚会。最后，在务虚会的层面上进行多路径的技术方向研究和探索。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金字塔的第二层是科学家或工程商人，要把经过战略务虚之后的技术方向，通过数学、工程的路径，变成面向客户需求的前瞻性的引导。再与5000多名聆听客户声音的高级专家反映的客户需求PK，形成开发目标。这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研发系统。
华为的技术与产品创新始终有一个清晰的方向，就是客户，就是始终坚持客户需求导向。客户显性需求的满足更多是通过微创新或者跟随式创新，客户隐形需求就需要与科学家结合形成最终的开发目标。今天，华为在全球业界有一批架构式颠覆性的创新产品，比如在基站领域里的分布式基站、SingleRAN基站，在微波领域里的IP微波技术等等，都在全球具有绝对领先地位。
我们再来看看华为未来8至10年的组织创新。在组织建设层面，华为主要是向西方学习。从1997年开始，华为聘请IBM等欧美咨询公司，对华为的研发、供应链、财务、HR等各个体系的管理变革提供咨询。18年以来，华为在管理变革方面的投入占年销售收入的1.5~2.5%，累计投入管理变革成本400多亿人民币，从而构筑了强大的管理流程和体系，这些主要是基于中央管控的体系。15万人始终在一个大平台上去进行运作，这在全球其实也并不多见，在中国更是罕见。今天华为的全球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老老实实，削足适履，全面向西方公司学习管理流程和管理体系。
但是，从来就没有完美，没有一成不变的优良。当华为形成了一个中央平台的管控体系，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了，大企业病也开始滋生。比如决策链条越来越长，对前方的响应速度越来越慢，组织活力也不时地遭遇繁琐哲学、教条流程以及规范化带来的僵化的大组织病的挑战。从2009年开始，华为的管理变革主要是基于一线作战、客户导向、结果导向的简化管理变革。这次的变革更多的是向美国军队学习。1992年海湾战争之后的美军组织变革，基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一年一个变化。“沙漠风暴”那场战争给全世界军队带来了震撼，同时给华为的组织变革也带来了重要启示。华为的战略部门有一次用了两个多小时给我讲美军组织演变史，我觉得很震撼，这都是华为为了战胜可能发作的大企业病，为了面对未来世界不确定性所做的一些积极、大胆的思考。我一个月前看到一则报道，美军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2050年军队组织作战类型，谈到未来的军人由三种人构成，包括自然人、机器人、生物人。这种讨论背后映射的是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样的新技术革命在未来会对我们的商业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对华为这个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来说，它必须有前瞻，必须面对未来的不可知，早一点进行组织变革。这个组织变革就是转移到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呼唤炮火。
今天的华为是一个五级层叠的金字塔组织。未来将是前端面向客户的精干的作战部队，一个大体系支持服务的精兵作战组织。最近距离和客户连接，发现市场机会，然后向后方呼唤炮火。前方是作战系统，后方是精干的资源、服务、支持系统。实行管理权与指挥权适当分离。后方对前方反馈的信息做评估，然后组成重装旅，包括技术专家、产品专家、财务专家、谈判专家、供应链专家等，帮助完成解决方案。其目的就是要在一个充满变化的不确定时代，形成整个组织对市场、对客户、也即是对前方的快速响应能力。大组织的综合实力与快速应变力的结合，将必然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华为的全球化到目前看是成功的，华为的销售收入来自于全球170多个国家，65%以上来自中国以外。全球化其实是极其复杂的国家实力的较量，文化的较量，企业综合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较量，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产权的冲突。华为为什么能从中国走出去，并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一路挺进？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华为在知识产权上坚定遵循全球规则，这是企业生存的底线，也是企业持续扩张的底线。2002年，西方公司不约而同地密集对华为发起专利进攻，说华为侵犯了某项专利。这使华为领导层集体意识到，要想走出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市场获得立足之地，进而获取成功，必须坚守知识产权的底线。任正非第一次提出“以土地换和平”的观点，华为的法务部门主动登门西方公司进行谈判，讨论专利使用的付费问题。与此同时，华为提出了08战略，就是在2008年前用5年时间构建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这个体系建设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大量普通专利的申请，用于专利互换，并形成对核心专利的拱卫。第二，形成自己的大专利，到2008年初，华为核心专利和无数普通专利构成的专利体系，终于形成了和竞争对手平等谈判的基础。每年净付出专利费3亿多美元，近两年华为每年也有两亿多美元的专利收入。
申请专利固然重要，但关键与前提是对研发进行持续投入。华为有一条铁的原则，即必须将年销售额的10%投入到研发中，近两年的研发投入则高达12~14%，同时华为15万人中接近7万人从事研发，是全球大企业中研发人数最多的研发团队，这里面还包括很多西方顶级科学家。连续几年，华为的全球专利申请都排名前三。二十多年来，华为在全球累计申请了近8万项专利，由于华为拥有庞大的专利组合，才可以跟西方公司形成平等的专利交叉许可格局。由于华为拥有强大的科学家加工程师的研发组织，所以也形成了很多基础专利。在全球170多个主流标准组织中，华为担任了180多个重要职位，包括主席、副主席等。
华为全球化的第二个重要保障是法律遵从。二十多年来，华为每年都要遭遇上千个法律诉讼，足以表明全球化之路布满荆棘、风险和不可知的陷阱。华为之所以在遭遇到无数来自竞争对手、专利流氓公司的法律纠纷时能够立于不败的地位，根本是源于法律的遵从。从2002年开始，华为在构建强大的研发体系的同时，也在构建强大的法律体系。今天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有600多个资深律师，也与全球各国顶级的法律资源密切合作。华为的法律遵从主要是遵守各国法律，守法经营，同时遵守联合国规定，遵守美国、欧盟法律。在部分敏感地区视美国法为国际法。华为在美国法庭和美国公司打官司，目前还没有失败过。华为法务部总裁说，有的美国政客有政治诉求，他们不需要事实和证据，有的美国媒体也不需要事实，但是美国的法律我们还是信任的，因为美国的法律是“一切基于discovery”，一切摊在阳光下进行判定。思科起诉华为时，思科亚太区总裁公然讲，要用一场诉讼让华为倾家荡产。摩托罗拉曾经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起诉华为，主张的损失是232亿美金，但这些官司最终都以和解而告终，而且摩托罗拉最后赔偿华为数千万美金。什么原因？首先，你要守法经营，其次知法懂法，善用法律的武器，你才能够不被打败，并进而获得胜利。
华为正是清醒地意识到知识产权和法律遵从在全球化中的重要性，才走到了今天。
最后我想呈现给各位的是华为最近在全球展示的形象广告——芭蕾舞脚。一只脚是光鲜的，另一只脚是烂脚。华为表面成功的背后，全是一把辛酸泪。
Q：请黄老师讲一下华为的考核机制。
A：刚才田老师已经讲到了，华为考核标准就是责任结果导向。这里的结果导向，我们不用解释，因为它是客观的、可衡量的。责任不仅指流程上、岗位上例行的工作，还包括对公司的战略目标和长期目标的贡献。而对战略目标和长期目标的贡献通常在短期内不产生可衡量的结果，这在考核上是最大的难题。
华为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比较好。考核是分层的，对基层员工就是结果导向，对中层开始加入一些长期贡献的评价，对高层领导主要是评价长期贡献。长期贡献许多不能在当期形成可见结果，所以有一些回顾的机制。刚才田老师也讲到，华为在选拔干部的时候，用治理结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党委管道德和行为这条线，有否决权。监事会对高级干部的履职、经营结果、财务结果，以及合规合法进行监督。董事会是经营执行，可以任命干部，决定激励。比起其他一些企业，高管既被授予充分的权力，同时又有道德遵从委员会和监事会对履职的监控，这样的机制比较有助于选拔那些对公司战略目标和长期目标做贡献的干部。
考核其实和分配有很大关系，在华为的分配理念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让雷锋吃亏”。这在现在社会里不一定都认可，比如我在甘肃的电信局讲课时，休息的时候党委书记找我说，“不让雷锋吃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当雷锋就是要吃亏，不吃亏怎么叫雷锋啊？我们认为个人的奉献行为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从组织上来看，华为不会让这些人吃亏，这样就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刚才田老师讲了很多在非洲的员工的奉献，同时，公司有一个后补偿的机制，在经济、物质利益、健康保障上不让他们吃亏。考核的核心目的是建立企业的公正性，只有建立起公正性，才能确保分配的公平性，公正和公平是一个企业兴旺发达、有战斗力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