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华为
2005年，公司海外业务发展迅速，唐晓艺被公司推荐出国担任第一批外派行政科长，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间，她的足迹遍布埃塞、吉布提、刚果金、刚果布、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经历了各种挑战。
2005年，公司让我出国担任第一批外派行政科长，我就懵懵懂懂的踏上了奔赴海外的征程。
首站是埃塞俄比亚。也许是初次出国的兴奋，我竟完全忘记了漫游和时差这两样东西。我坐的是晚上11点从香港起飞的飞机，大概航行10个小时，琢磨着到埃塞应该是大白天了吧，所以也没有联系接机，而是自己抄了代表处的地址，想着到后打个车就过去了。但到了香港我就傻眼了：手机没信号了，电话打不了了。
抵达埃塞后再次蒙了，机窗外一片漆黑，竟然是当地时间凌晨2点，不是我想象的白天。这可怎么办啊，难不成要坐在候机楼等到天亮？好在祖国同胞遍天下，同机有好多中国人，最后中国路桥建筑公司的同胞把我拣回去住了一晚，第二天又把我送到了代表处。
然而，我本身自带的蠢萌并不因为埃塞工作的锻炼而有丝毫改变。
一次去吉布提出差支持回来，在没有候机厅的机场我又犯二了。我把行李托运后，以为它会被自动送到货舱里，于是径自上了飞机。但坐定后发现窗子外有一堆行李，逐渐减少，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箱子在地面。
我正在感叹那个箱子和我的好像时，空姐走过来问我：“那个行李是不是你的，为什么你不搬运？”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吉布提航班托运行李是要自己搬到货舱里。我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你们托运什么呢？”空姐笑得很灿烂：“我们至少帮你检查了不是，还把它们送到了停机坪……”
我在一飞机人的嘲笑声中下了飞机，扛起自己的箱子，爬上简陋的梯子，把箱子扔进货舱，再独自爬回机舱。
后来，我把自己的这些逗比经历和教训，写进了代表处的行政指南，在员工申请邀请函的时候通过邮件发给员工，让后来的员工们知道非洲不比国内，能够尽可能地少出错，或不要像我一样做出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来。
2005年埃塞与当地村民
埃塞的日子充实而快乐，代表处从没有食堂，大家轮翻下厨，到教会本地保姆煮粥、烙饼，再到建起了自己的食堂。
那时候没有好的消毒器具，于是给每个员工发三个不锈钢碗，分别用于盛饭、盛菜和盛汤，碗上都贴有各自的名字，一到饭点，大家就乐呵地找自己的名字，忘记报名的就拿着空碗“抢”别人碗里的吃食。
闲暇时，我不仅把丢到“太平洋底”的英语捡了回来，还能流利地和本地员工斗智斗勇。
建新办公室时，为了让车流有序，我准备在停车场和篮球场中间修一个花坛，就找了几个小工敲花砖砌花坛，说好了一块花砖2birr，工钱日结。结果这些工人敲了10块花砖就觉得一天的生活费足够了，拍拍屁股跑了。我很生气，告诉他们一天至少每人30块花砖，敲够了按每块2birr结算，不够30块分文不给。这样才保证了进度。这些工人私下里都念叨：这个行政老总真霸道。
我在工作中的霸道和不讲情面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员工（非行政人员）上班时间打游戏，就要求他关掉游戏聚焦工作，那个员工不听，我就直接找到他主管，直到那个员工受到了批评教育我才罢休。很多人觉得我多管闲事，但我就是倔，我认为只要我是为了公司利益考虑，就是对的。
后来，有员工反映埃塞的娱乐设施匮乏，于是我带着当地员工开车满城找可以用来当羽毛球地坂的材料，并建起了首个羽毛球场地，虽然在海拔2600米的高原打羽毛球10分钟就喘成狗，但我们还是很欢乐。
2006年埃塞本地锅炒羊肉
几个月后，主管周峰让我去刚果金支持，在干了一杯70度白干后，我意气风发的来到了这片热土。
刚果金很多地方没有市政供水，用水全靠水泵从井里面抽上来。我们租的Fatima宿舍也因为水压问题，二楼以上经常没水，每天只能拿着桶下到一楼打水。我去找房东协调，但房东以合同中并未承诺为由对我们爱答不理的。
这时候我骨子里那股“倔”的劲头又上来了：既然房东不改进，我们自己干。
我买了一台大功率的水泵，准备自己加装，然而，房东却以“不能破坏房产设施”为由加以阻止。双方言语上各不相让，对方甚至开始对我们推推搡搡。我只有80多斤，身体瘦弱。房东太太是个富婆，人很胖，足足有250多斤重！她看我是“带头大姐”，于是走上前一把抓住我，并把我推倒在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她庞大的身躯仿佛一堵墙一样直接重压了上来，我差点晕死过去。
有几个同事听见吵闹声走下楼来，看到这个场景，大声喊叫：“新来的行政被人压死了！”这时更多人从楼上冲了下来。房东太太这才很不情愿地把只有半口气的我交了出来。我缓了半天终于缓上了口气。
我让大家平静下来，随后喊来了一名法语和英语都很精通的本地员工，重新和房东进行沟通，最终，房东太太同意了我们自己安装水泵的要求。
去疟原区要带药，去疟原区要带药，去疟原区要带药，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我本人很万幸，非洲三年没有被疟过，但同一个战壕里的壕友们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次我去姆布吉马伊（Mbujimayi）区域出差，同行的供应链同事颜晖得了疟疾，高烧不退，当时我只带了退烧的泡腾片，而姆布吉马伊没有治疗疟疾的药，也没有像样的医院。在等待代表处救援人员赶来的那两天里，我花钱雇了个小工24小时不停地用冷水给他物理降温，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不安和无助，特别害怕他会随时死掉。
第二天我跟着代理出去找资源，看到一个重兵把守的小超市（后来才知道是店家请的武装保安），我想给颜晖买一点牛奶补充营养，但是超市门口围满了急待购买物资的人。我找到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给他塞了一点小费，一番比划之后，他让保安闪开了一个小口，放我进去。在围观人群虎视眈眈的眼神中，我抓了几瓶牛奶就赶紧付款跑掉了，逃跑过程中隔三差五地回头看，生怕被其它人抢劫了。
第三天，我们找到了一个小诊所，我监督着医生给针头反复消了毒，给颜晖打了一些奇怪的绿色药水，又挂了一瓶吊针，他终于恢复了神志，又休息了两天后，竟然活蹦乱跳了。
不久后，代表处的代表刘康在出差过程中也被虐了，疟疾等级四个+号，当时直接昏过去了，好在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经历过这些事，我意识到疟疾的可怕，赶紧协调公司资源，机关也相当的给力，组织了集装箱千里迢迢把蚊帐、杀虫剂、防治疟疾的药物都运送过来，人手一份防蚊抗病设备。之后虽然还有员工得疟疾，但再也没有出现这么惊险的情况了。
后来，我把自己非洲三年没得过一次疟疾归结为自己“在战术重视它,在战略上轻视它”。
在离开非洲之前，代表处的同事开玩笑说，我的身体里如果能查出疟原虫，就给我申报个1万元的疾病补贴，我满心欢喜。于是在回国休假期间到百草园做了检查，结果查来查去愣是没有。于是我跟在医生屁股后面不停追问：为什么我在非洲待了这么久，连个疟原虫都查不出来？周围的医生和同事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他们心里一定在想，这丫头是不是有病啊？
2006年8月20日，因为刚果金大选的问题，内战爆发。
联合国已经开始撤离，代表处大部分员工也都撤到了刚果布，但是我们有很多资产和资料无法带走，于是我带着几个本地员工，把所有贵重的物品、甚至十几桶发电用的柴油都藏在了地下室里。
我们曾在“总统胡同”租了个房子作宿舍。为什么叫“总统胡同”呢？因为这个房子的左边住的是总统，右边住的是副总统。租房子的时候大家想着即使享受不了总统级礼遇，在这里至少没人敢偷敢抢足够安全吧。
谁料暴乱当天，总统的军队和副总统的军队直接在“总统胡同”打了起来，宿舍刚好夹在中间，所以左面被总统卫队的子弹打，右边被副总统的私人军队的子弹打，简直是倒霉透顶了。所有员工全都趴在地板上不敢动弹，甚至有人都已经开始写遗书了。
我当时不在这个宿舍，但是非常挂他们的安危，不过也无计可施。后来总统和副总统达成了两个小时的停火协议，在这两个小时，同事们赶紧带着贵重物品和资料逃了出来。战争结束后，我跑去看这个宿舍，看到墙上有好多枪眼。
几天后，我到刚果布出差，突然听到河对岸传来了枪炮声。我一想，坏了，刚果金又打起来了。赶紧跑到刚果河边，发现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本地人，我个子矮小，对岸的情况我怎么也看不到。
到了傍晚，金沙萨的同事打来了电话，说大部分人已经回到了宿舍，但还有几个人被困在了外面。同事说今天下午比较惊险，交火的地方离办公室不远，枪弹横飞，办公室又在街边，临街窗户都被流弹射中，有五扇窗户被射穿，子弹穿进天花板或墙上，弹壳落在地上叮铛作响，所幸没有人受伤。
挂了电话，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从头顶擦过，随后身后一声闷响，接着是东西崩落倒塌的声音，再接着听到的是人们的鬼哭狼嚎声。我问同事怎么了？同事指着后面的建筑说：“刚果金的大炮居然打过河了！”我回头一看，后面酒店的右上角被轰掉了一大块，支离破碎的残砖正在向下落，酒店墙头的灯在闪了几下后熄灭了，随之周围楼房的灯也接连熄灭了，河边顿时一片漆黑。
在刚果金暴乱期间，我一直坚守阵地，没有撤离。我和留守的男同事一起，筹备应急物资，协调安保和救援资源；在最危险的时刻，地区部总裁陶景文也赶到金萨沙现场和我们一起坚守。幸运的是，我们所有的员工都安然无恙。在冲突结束后，也没有资产遭到盗抢，保障了公司后续工作的正常开展。
多年以后有人问，为什么我这个小姑娘不撤离。我说：代表没走，副代表没走，客户经理没走，公共关系部经理没走，项目经理没走，各部门一把手都没走，作为行政主管的我如果先跑了，大家吃什么，住、行、水电煤气谁来保障？
刚果金的那次战乱，华为建的核心机房经受住了考验，经过枪击的华为基站也没有掉站，更为可贵的是，华为人在那种情况下选择了毅然坚守。
也正因为此，客户后来特地组织了一次和平庆祝会，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最高的赞誉！
参加刚果本地员工婚礼
犹记得那些美丽的片断：在埃塞宿舍养的大乌龟驼着我在院里散步，在Ghion Hotel看别人的婚礼，在刚果河上开游艇，在Zongo瀑布野炊，坐在刚果布新办公室的地上晒太阳做网线……所以在我要走的时候是那么的不舍。
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又奔赴了新的战场：土耳其——一个充满着瑰丽文化色彩的神秘国度。
土耳其代表处发展很快，主办公室从Ankara搬到Istanbul，再从欧洲区搬到亚洲区，我在快节奏的工作中成长起来。
2011年，利比亚局势突变，那天我正在组织地区部年会，突然接到总经办萧永顺的电话，让我立马和他一起去中国大使馆。到了大使馆才知道，因为撤侨任务紧急，部分侨胞要经停土耳其回国，大使馆人力不足已经无法应对，所以需要中资企业协助。
我正好带着便携机，使馆人员一边讲，我这一边整理信息，绘制表格，会刚开完，我已经把计划和分工表做好了。使馆人员一看，觉得“华为人的脑子太好使了”，于是当场敲定华为作为总协调。
这次配合使馆撤侨的工作忙了整整两天，我们几乎没有休息，我们完成了一千多名侨胞的转运安排，期间无任何差错，大使也对华为人刮目相看。事后送来了一个大大的银盘表示感谢。
在土耳其过新年
2009年土耳其行政团队
早前，行政主管是不参加代表处ST会议的。
有一次，我经过一间小办公室，看到里面一堆代表处的主管在讨论问题，问了秘书才知道是ST会，我心想行政主管也是主管，为啥不让我参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于是我拿了本和笔，搬了把小凳子坐到里面认认真真听了起来。
开始我参加会议是因为有点不服气，也有那么点小虚荣心，但参加完几次ST会我才发现，自己的这个误打误撞让我知道了代表处很多大事小情，对我把握代表处脉络和制定行政计划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这2年，代表处也认识到了行政主管参与的必要性，所以现在行政主管参加ST会也成了常态。
工作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2009年，我有一次就为了工作失误而流泪。
有一次，一位区域的行政人员在离职时，突然发现自己还有约16000人民币的备用金没有核销完，这些费用是用来支付代表处水电和租金的，她的电子核销记录也非常完整。HR和法务分别告诉我，以她的工资水平，我根本不应该批给她那么多的备用金。最后人力资源部通知我，由于我的管理失职，给予我1万人民币的罚款并通报批评。
回到宿舍，我越想越觉得憋屈，就找桌子椅子发泄，同住的姐妹了解了我的情况，拎了一瓶红酒和我交心，一瓶红酒下肚，我哭了，哭得梨花带雨，一是觉得委屈，就因为发票不知去向被罚了这么多；另外是悔恨：这么多年的行政管理，我到底有没有用心去管理？
那天晚上，一瓶酒，两个人，四目相对，执手相看泪眼。
第二天酒醒，我开始梳理备用金的管理，配合财务部一起发布了备用金管理制度，月度核对，重新将业务秘书分类，严格界定周转性备用金和常规备用金的借备人员和金额，同时借鉴了公司的文件传递电子流，使用到了行政与财务报销单据传递环节中。
自此以后，每次提交单据秘书都会扫描好并上传，后面的审批人都拿着扫描件和纸件对照，然后再确认，这样以来哪个环节丢了件都是一清二楚了，我也再也没有因为管理失职而被罚。
2015年，我结束了自己10年的海外行政服务生涯，调回了机关。当我在东莞南方公寓的月荷湖边漫步时，会回想过去这10年的点点滴滴，这些记忆将陪伴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