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华为
各位好，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与各位做一次交流。问题就是当前的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在这个题目之下，我主要想谈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如何看待现在经济的状况，以及可能的前景；第二就是要实现这个前景我们所需要的变革。
- 面对不确定性的全民困惑
首先来谈第一个问题。我想，各位企业家和高管们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都是感同身受。我本月从内蒙的锡林格勒到河南的郑州、漯河，到四川成都、雅安、西昌、攀枝花到云南昆明，看到了很多现象，总体感觉是，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并且这种不景气的状态已经渗透到了最边远的地区。在锡林格勒的时候，我曾经在街头一个很小的饭馆吃饭，听老板说，他们现在的客流差不多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原来我们还以为餐饮业的不景气主要是因为“八项规定”，限制公款吃喝等造成的，现在看来，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在那样一个公款消费不会光顾的小饭馆，生意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旁边的工地少了。原来都是工地的工人在这吃饭，而现在工人变少了，它的生意就直线下降。后来我到了雅安，那里有一种小鱼特别鲜美，是当地特产。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小店吃了四斤半这种小鱼，我想可能会要到五六百块钱，但事实上，加上其它菜和锅底，一共才收了190元。并且，正当中午饭点，整个店就我们两位客人。我感觉到，即便在边远地区，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经济的下行。所以现在的经济形势确实非常不乐观，应该说情况很复杂、形势很严峻。
对于经济的下行，社会上也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比如前一段《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这种经济形势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现在都在讲经济呈L形走势，但这个L形的底部究竟在哪里？我听到的最悲观的说法是要在谷底20年。
现在社会上对经济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三期叠加”。但是这不完全是经济问题。经济只是整个社会趋势的一部分，必须将其放到整个社会趋势中去看。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信心来自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稳定的预期是指国家的方向感、上层的安全感、民众的希望感。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方向感。国家方向感，要放到历史的脉络中来看。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三十年，还要接着走向下一个三十年。但是，未来究竟会怎么样，人们也正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并且当经济衰退与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这种困惑会越发强烈。这两年我一直在讲，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走不动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困惑是基于明确的道路的。尽管中间会遇到障碍，但只要克服困难、排除障碍，继续前行就可以。但是这一次不同，似乎是在戈壁、沙漠里开车。刚开始的时候，前面的车辙很深，似乎是有路的，但是走着走着，遇到了沙丘，车辙沿着不同的方向走了，有的甚至消失了。那我们怎么办？最后选择一条路，可能会是一条坦途，也可能是根本走不通的，一旦选择错了，就会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与原来不一样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充满了困惑。
- 中国要做两件事：打破过去的僵局，确立新的方向
但是关于经济未来的前景，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抛开政治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仅就经济而言，我持乐观的态度。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学家们都在讲中国经济的成就与奇迹，而我却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经济与社会当中的问题。记得七八年前，我与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一起开会，我们俩的观点正好相关反。他是乐观主义观点，我是悲观主义看法，参会人员有支持他的，有支持我的。争论到最后也没有结果，我开玩笑说，原来，乐观主义的就是经济学，悲观主义的就是社会学。所以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一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现在，整个社会好像都陷入了一种悲观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去突然转变为了少数的乐观主义者。而我的乐观是有我的判断和逻辑的。
首先是逻辑性前景。逻辑性前景就是，如果条件具备，如果不出现问题，我们其实可能有一个乐观的前景。这个前景不见得是现实，它首先是逻辑的。
而整个社会处于悲观氛围，除了对道路选择上的悲观态度，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快速发展的三十年，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很多有利条件集中在一起的结果。比如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存在等等。在房地产、汽车、家电这样一些非常有能量的产业的带动下，又正好赶上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国际出口环境很好。所有有利的条件集中到一起，支撑了我们快速发展了三十年。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这种优势都在逐渐失去。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二、三十年还会有不错的发展吗？如果有，条件、动力、优势在哪里？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具备了一定条件，一是能克服并渡过眼前的困境；二是保证今后不折腾。如果有了这两个条件，中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完全有可能继续有不错的发展前景。
在新的三十年，我们要做两件事：打破过去的僵局，确立新的方向，超越两个三十年。
打破僵局我们通过反腐做到了，但是确立方向却出现了问题。如果有四条可能的路，但是前面三条走不通，怎么办？只能走新路。
新的路有三个标准：
1、法统的连续性，符合最大公约数，通向现代文明的出口；
2、体制的有效性：体制要保证能有效运作；
3、政策的连续性。
- 谁也挡不住的趋势，社会正在面临两个转型
我认为，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两个转型，包括我十六年前提出的，从生活必须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和我今年春节提出来的，从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向后置业时代转型。
这两个转型提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从企业角度思考经济状况，可能大家特别关注政策因素，因为政策在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那么我们要关注什么？要关注谁也挡不住的趋势。这两个转型表明的就是这样的趋势。
1.从生活必须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
2000年的时候，我发表了题为《中国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文章，提出了从柴米油盐时代向汽车房子时代转型的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生活在柴米油盐时代。那时候夫妻两人上班，每人工资40-50元，全家月收入80-90块钱。把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须品买完以后，基本上就没有钱再做其它事情了。那时候，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人民生活，都围绕着生活必须品在转，这叫柴米油盐的时代。
变化始于80年代中期，冰箱、彩电、洗衣机以及空调等等家用电器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日子开始有所不同了。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住房体制改革，住房消费成了人们消费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工薪阶层，基本上这些年把钱都花在了房子上。这时候的生活就更不一样了。到了本世纪初，具体地说是2003年，汽车开始进入市民家庭。2003年“非典”的发生，催生了更多的家庭考虑拥有一辆私家车，也导致了更多北京市民购车计划的提前。就在那一年，北京市增加了机动车40万辆，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家车。北京突然间开始堵车了。那一年汽车增加到什么程度呢？记得那一年，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总在说，要注意“京F现象”。因为那一年买车上牌子都是京F打头的，大家的意思是，开新车的人是新手，见到要躲远点。到了2004年和2005年，又分别增加了20多万辆，2006年、2007年分别增加了30多万辆。仔细想一想，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正在从柴米油盐的时代进入到房子汽车时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在很多人看来，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要买房、买车，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都与这个转变有关。
首先，中国经济三十年经济的成就与此转变直接相关。过去三十年快速发展，人们可以找到各种动力与原因，但最基本的原因是从柴米油盐向房子汽车升级。如果没有这个升级，三十年来，我们十三亿人口始终停留在柴米油盐的状态中，是不会有这样一个长期保持的快速发展的，它最基本的动力来自于从柴米油盐到房子汽车、家用电器的升级。中国经济的成就与中国经济当中最基本的问题与这个转型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在过去二十年，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但究竟什么是内需不足？我们估计，有不少于10万篇文章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说清楚，什么是内需不足？什么东西内需不足？肉吃得少了吗？啤酒喝得少了吗？哪个都没有少，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内需不足是中国社会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进入不了这个时代，他消费不起那些东西，所以是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发达国家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讲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率先提出来的，其本意是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槛。具体来讲，过去我们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价格上去了，优势消失了，这时候就面临了一个槛。所以在中等收入阶段，大家都不好过。在中等收入阶段，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柴米油盐的阶段进入到耐用消费品时代。
比如典型的美国的中等收入阶段大体是在二战前，一、二战之间。当年美国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如何从生活必须品时代过渡到耐用消费品阶段。大家都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1929年爆发的，正好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时的美国总统胡弗在1928年竞选美国总统，并于1929年正式任职。他任职之时，正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而他在1928年参加竞选的时候，曾经向选民许诺，他当了总统以后，要实现美国每个家庭锅里煮着两只鸡，院子里都停着两辆车的目标。我们今天听到这一许诺可能觉得可笑，但是从这个目标可以看出，美国当时所处状态与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一样的，所以他才会把吃与车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在胡弗时代，1929年，美国有1亿人口，当年的汽车产量是1500万辆。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前两年的汽车产量是2400万量。相比而言，我们现在的汽车保有量比87年前的美国低得多。而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每年新造房屋100万幢，与它的人口相对比可以看出，美国当时正在经历我们今天的门槛。
所以说，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小看这件事。去年这个时候，索罗斯在一次演讲上说，中国经济减速与转型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索罗斯作为正式投资者在世界银行上的讲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从柴米油盐过渡到房子汽车是非常艰难的过程，搞不好就是一场危机，甚至是一场灾难。
这个转型为什么很难？因为这个转型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生产，一个是消费。在这个阶段，首先得把房子、汽车大量生产出来，这个相对容易做到。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概括来说就是把房子、汽车、家用电器大辆生产出来。从人类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如果不折腾，不发生对外战争，不对内搞阶级斗争，用20-30年时间足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消费这个过程要过来就非常难了，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异悬殊，这样的国家要在消费意义上也能进入到耐用消费品时代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中国的情况就像在过一个门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消费的这道门槛，三十年了我们始终没过来。个人认为再过二十年，后一只“脚”能过来就非常不错。前前后后要经历半个世纪时间，可见是多么难熬的一个阶段。大家想想，我们要大量地生产耐消品，不生产，工厂就要倒闭，工人就要失业。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生产。可是，生产出来了却卖不出去，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卖不出去，而是差不多要半个世纪时间，那是非常难熬的。而我们现在正在“熬”，等到后一只脚过来了，大家可能都退休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那么，如果后一只脚始终过不来会怎样？会是一场危机甚至是灾难。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就与这个门槛有相当大的关系。如今，八十七年过去了，在这八十多年间，对于这场经济危机，人们写了无数论文，发表了无数专著，甚至有的学者一生都在研究，但是至今没有人真正把它说清楚。没有人真正去追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过剩了？什么卖不出去？甚至我们还存在误解，大家一说生产过剩，就想到了倒牛奶，牛奶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符号。但是事实是，30年代的大萧条，真正卖不出去的不是牛奶，而是房子、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话机、收音机……是这些耐用消费品。我们一定要知道，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美国要过这个耐用消费品的门槛但是没过去的结果。
2.从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向后置业时代转型
在过去三十年，我们是怎样从柴米油盐阶段升级到房子汽车、耐用消费品阶段的呢？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十年，主要的支撑是家用电器。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具体是从98年开始。这一年，实行了房贷，取消了福利分房。从这一年起，从产业角度来讲，我们是进入到了一个房地产超常规发展的时代，而从居民的角度来讲，就是大规模集中置业的过程。这样的房地产超常规的发展和大规模的集中置业，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1998年到2016年的18年时间里，我们不但解决了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的问题，甚至把子孙后代几代人的房子全给盖好的，这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
研究中国的学者最怕预测中国，因为对中国做出预测很难，中国社会变化不定。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预测中国虽然很难，但是也很容易。中国社会的特点是运动的社会、折腾的社会，你只要看她前几十年在折腾什么，就一定知道她后几十年一定会发生什么。比如我们既然知道80年代在折腾计划生育，就一定要知道，几十年后中国一定要有一个老龄化的过程，这个预测并不难。所以中国过去20年房地产的超常规发展，也正是几十年前发展模式的结果。几十年前，大寨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意思是不能有点钢筋水泥就急于盖房子，那对生产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得首先用于经济发展、工业发展，尤其要用到重工业当中去。所以说，在改革开放那几十年，也包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好好盖房子，社会欠帐太多。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有6.7平米，三口之家差不多就20平米的房子。由于欠帐太多，所以这20年，房地产的超常规发展就是在补欠帐的过程。但是由于动力太大，一补就补大发了，把子孙后代都给补了。
- 一业兴旺百业衰的畸形经济时代要结束了
1.一业兴旺百业衰的畸形经济结构
- 房地产的超常规发展对中国意味着，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的问题。
到了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近40平米、户均1.1套，都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从总量上看，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虽然有的城市还在强调刚需，尤其是北京更突出。但这不是北京老市民的刚需，而是新市民的刚需。比如一部分外地学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就业，另一部分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北漂”，这两部分每年新增36万人，如果组成家庭，大约是15-16万户。考虑到还有一些不结婚的情况，那么大概需要16-17万套住房。也就是说，即便是刚需比较突出的北京，也不过如此。可以说，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除北上广深这些资源集中的城市对房子的需求可能仍然旺盛之外，我觉得县城其实也是一个潜在的市场。尤其是农村性比例严重失调，娶一个好姑娘不容易，在县城得有一套房，所以县城里的房子还会有一定的市场。未来最不容乐观的是地级市。总之，第一层含义是，我国基本解决了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第二层含义是，通过二十年的房地产的发展，通过大规模的集中置业，中国居民手里有了一份可观的，以房子为载体的财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财富拥有的格局，使中国社会从名符其实的无产社会变成了稍微有点财产的社会，这样的影响极为巨大。
大家知道，在此之前，中国基本是一个无产社会，住房是国家的。但不到20年的大规模集中置业，老百姓手里有了可观的房产。即便是房奴，事实上也是拥有了可观的财产。这个财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估算，我的估算是200万亿，其中农村有50万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数据是100多万亿。任志强说他掌握的数据是66万亿。但我觉得66万亿可能不对，因为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居民拥有的房产差不多就有60万亿。总之，中国经过20年大规模集中置业，老百姓手里有了可观的财富。有人认为不应该这样算账，虽然我有值800万的房，但是我就这一套房，不可能卖，所以这个不能算做财富。但我认为，即便你不卖，它也是财富，因为你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你退休了，把这房子800万卖了，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花100万买一套房子，你手里还有700万可以养老。假如你的孩子要出国留学 ，需要一百万现金，你手里没有这个钱，也可以把房子卖了，去一个稍远的地方，用600万再买一套。孩子拿100万去留学，你手里还有100万可以自由支配。一个在县城有一百多平米房子的人能做到这些吗？所以，就这一套房，对你也是有意义的。
- 这个财富不完全是居民自己挣出来的，这里包含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财富的再分配过程。
有人说，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得并没那么快。财富去了哪里呢？我觉得是渗透、沉淀在了房子和土地里。比如20年前，五环的房子50万没人买，20年后的今天，要500万才能买下来。那么这450万是从哪来的呢？除了通胀因素之外，就城市基础建设的财富转移、渗透到房地产中来了。包括道路、商业区、公园、绿化等等，都转移、渗透了过来。但是，通过这个转移渗透实现的财富再分配是极为不均衡、极为不公平，甚至是没有道理的。比如一个家庭在某个位置投资了100万，购置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另一个家庭同时在另一个位置也买了这样一套房子。但是几年过去，这边开通了地铁，并且在小区旁边有一站，这个时候，这套房子的价格可能就涨到了250万，那么升值的50万就是修地铁的钱转移、渗透到了这套房子里面的。而另一个家庭的住房因为没有临近地铁的优势，他就没挣到这五十万，这有道理吗？没有。一个人什么价值也没有创造，就得到了50万，另一个人什么错误也没犯，他却得不到城市建设的红利。但现实就是如此没有道理。如此，中国贫富差距的格局就这样形成了，很大的因素就在于此。
特别是城乡关系。我们看城乡差距，每年统计局都报数，说当年城乡差距缩小了零点零几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差距的扩大在哪里？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或多或少通过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得到了财富再分配，但绝大多数乡镇居民却没有得到。使城乡之间形成了上百倍的差距。过去城镇居民最多比农民多个冰箱、彩电，虽然有房子，但是单位的，不能买卖。农民的房子，虽然不值钱，但是是自己的。所以财富差距并不大。到了现在，你的房子值 800万了，农民的房子仍然是3-5万，尤其是在劳动力留存比较少的地方，有些房子请人来住都没人来。真正的贫富差距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房地产的超常规发展，大规模集中置业实际上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总体上改变了财富拥有的格局，从总体上来说使中国无产的社会变成了稍微有点财富的社会。
- 拉动了中国经济，抑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
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有目共睹，高的时候25%左右，低的时候15%左右。即这一年房地产拉动如果比较明显，这一年经济增长8%，大约就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房地产及其上下游经济的贡献。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抑制了其它需求。因为在大规模集中置业的时代，房地产是最中心的，没钱也得攒钱买房。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供房的压力极大，其它消费只能被压到最低程度。现在学者们还在研究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我认为不用研究，钱都花在了房子上。如2009年，中国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为12万亿，这一年，居民在购房上付出的首付、往年按揭的月供、装修的费用、维修的费用、租房的费用、自建房的费用、物业管理的费用等。加起来估计不少于6万亿。这样一种情况下，其导致的结果一定是一业兴旺百业衰的畸形经济结构。
2.畸形的经济时代马上就要结束
所以，在过去20年，房地产超常规的发展和大规模集中置业对于中国至少造成了这三种影响。
但是，据我判断，这个时代马上就要结束。房子越来越淡出人们关注的中心，包括今年春天，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合肥等城市房价猛涨，虽然也引起了一些议论，但人们对房价的关心比起以前已经少多了。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现有的存量房已经达到了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城市居民住房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现在城市居民自有住房已经达到90%以上（尽管这个数字的含义和准确性受到很多质疑），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水平。在现有城市居民住房已经趋近饱和的情况下，投资性住房需求的空间也会相当有限，因为房产作为财富必须以居住功能为前提；
第二，最重要的是库存。去库存能否顺利实现，将决定着这个转变是否能够完成。正如很多人指出的，其中的金融风险是巨大的。库存究竟有多少呢？不同的口径数字差很大。最小的统计结果，是指已经进入销售环节，但还没有卖出去的那部分库存，大概有六亿到七亿平米。另一种统计是指建成以后，还未进入销售环节的库存。加上这部分，库存的规模就达到了几十亿平米，我觉得是五十亿平米。如果再包括土地已经批出去、卖出去的，但尚未开建的，这块加进去就是最大库存的集合。我的一个搞房地产研究的同学，他的计算结果是132亿平米。这些库存按人均35平米算，能住4亿人。但是要知道，富人是已有住房群体，目前这35平米中，有一部分是富人阶层拉动起来的，其他人是被平均的。现在没有房的这部分人，才可能会在未来去消化库存，但这部分人一定是收入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不行的人。他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可能达不到35平米，那么按人均20平米计算，这些库存能住6.5亿人。去库存是什么？是把包括已经批出去的地变成房子，然后就不再干房地产了？还是去掉一部分，然后再继续卖地、批地？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就会很糟。在现在库存已经能解决6.5亿人口的情况下，接着批地卖地，继续增加库存，我觉得中国人已经住不过来了。基于这两点，我认为，这个时代马上就会过去。
- 后置业时代，产业结构和提供的机会是什么？
1.后置业时代最基本的特征是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阶段结束以后，就会进入到后置业时代。在后置业时代，房地产将进入常规发展阶段。在后置业时代，由于此前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给出的市场需求信号过大，待售、在建、已规划的库存过大，房地产发展将面临比一般国家常规发展时期更为不利局面。
未来房地产常规发展要满足的主要是新市民的需求。但由于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在现实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之前，城市中的大规模集中置业已经迅速大幅度推高了房价，新市民成为直接购房者的比例将会极为有限。这意味着新市民进入城市，大部分只能通过租房的途径。这意味着两点，政府应当鼓励有能力的市民拥有多套住房以供出租，同时，对棚户区城乡结合部的改造不能一刀切地进行。
后置业时代也是居民其它需求逐步释放的时期。尽管在后置业时代，许多购房者还背负着沉重的还贷负担，但释放出来的其它需求，仍然将会是巨量的。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主要背景。
从需求的意义上说，后置业时代的主题是消费升级，这个消费升级的主轴是生活品质的提高。后置业时代，尤其在城市里，最基本的特征一定是以提升生活品质为内容的，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城市里的年轻一代，从小没有住房压力，一开始就追求品质。其他年龄群体也开始关注生活品质的提高。所以在后置业时代，最基本的特征是以提升生活品质为特征的。
2.后置业时代的三大产业机会
那么在后置业时代，产业结构和提供的机会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产业将会占有突出位置。
第一，精致的制造业。要提高生活的品质，对精致产品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旺盛。我有一个注重生活品质的女同学，她会把产品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日本和德国生产的、第二类是美国等国家的、第三类是进口的、第四类的合资企业生产的、第五类才是国产的。她个人基本以第一类为主，其它的基本不买。在后置业时代，精致的制造业将会占有突出的位置。中国这么大，没有精致的制造业肯定不行。
一个能够提供精致的产品的制造业，不是一个简单的商机，也不是精益求精。精致的制造业可能会使我们不再认识这个产品，比如特斯拉的产品有自己独特的美感，这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其它比如菜刀，大家知道，德国菜刀能够卖到上万或者几万元，那个菜刀绝对不会是王麻子精益求精的结果，它所采用的材料和工艺绝对不再是传统的手艺了。同时在将来，企业的心态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过去三十年，我们一直在追求规模，而精益求精的中小企业生存却很艰难。在后置业时代，企业心态则会对产品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完善的服务。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完善的服务，这个服务业包括健康、医疗、旅游、休闲、娱乐、健身等。我想强调的是，在未来的服务业中占有突出位置的，可能是养老产业。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会有明显差异。农村的消费重点仍然会是以传统耐用消费品为主，而城市则转向生活品质的提升和养老。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放开二胎与这个转变同步，可以预见，养老将会成为未来最大的产业之一。我们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要为养老而做准备。包括钱，包括多余的房子，第二套、第三套都有养老基金的含义在里面，这都能为养老而做出储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虽然我国现在在养老方面还没有形成很好的商业模式，但是需求已经提出，模式不成问题。有人认为中国人养老观念是家庭养老，但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这样的观点已经不现实了。比如现在养老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反而是一些落后的农村，很多村子里都在办养老院。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年轻一代都外出打工了，老人没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还能有什么观念？只能住进养老院。
同时，需要形成既能去奢侈化又能保障品质的婴幼儿养育模式，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与此相关的市场也是巨大的。
大家知道，二胎政策已经放开，整个计划生育限制的取消估计也为期不远，生育政策和人们的生育行为将发生巨大变化。虽然在对二胎计划的社会调查中发现，人们生育的意愿并不强烈，很多人不想生。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后选择生二胎的，要比调查当中表示要生二胎的多得多。因为调查的时候，群众有发泄的色彩，大家会认为，我想生你不让生，不想生你非让生？所以我偏不生！养不起！虽然养不起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未来的父母在压力之下，出于对孩子未来综合的权衡，一定会发生观念的改变，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生二胎。有一句话叫存钱不如存人，说为独生子女存几百万，不如给他存一个兄弟姐妹，这就是观念的变化。但是接着，问题就来了。过去的人那么穷，生三五个都养了，怎么现在的人生第二个反而养不起了？因为在一孩化时代，人们形成了奢侈的养育模式，这样肯定养不了第二个。但随着更多的人生二胎，他一定会提出需求，就是如何形成一个即不那么奢侈，同时又能满足子女的教育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会形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育儿产业。
所以，在后置业时代，处于重要位置的产业是完善的服务业。
第三，具有创新能力的教育、科学、科技产业。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城乡是不一样的。城市正处在由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向后置业时代，从传统的耐用消费品阶段向提高生活品质的阶段突破的前沿。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释放出大量需求。
而农村正处在哪儿？正处在一个突破当中，从过去温饱性阶段突破到传统耐用消费品阶段，这也是很明显的。我认识一个上汽公司的高管，他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城市汽车辆已经饱和，汽车市场现在也惨淡，而上汽卖得最好的是五菱之光，年销售量是200万辆，主要销往农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量，我们全国一年生产总数才接近2500万辆。所以，城市和乡村都马上面临着重大的突破，释放出大量需求。这两个转型和突破释放出来的大量的新的需求，我认为就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巨大的动力。
然后这两个被释放的需求再与几个潜力相结合，比如我们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过程还没有完全完成，地区之间尚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都是潜力。与这些潜力结合在一起，逻辑上足以支撑未来20-30年一个相当不错的发展速度。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前景，需要前提与条件。一个是要跨越当前的门槛，这个门槛可能会表现在金融上。我也请教过经济学家，包括大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似乎他们并不乐观，但我觉得还是要看到中国社会，包括经济的弹性；第二就是不能折腾。大在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形成的财富，是后置业时代需求与消费的重要物质基础。政府要保护这笔财富，房产税、遗产税应当在20年后征收。后置业时代，也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应当把富民作为主要政策目标，淡化崛起的概念，减少政府开支和直接投资。而这要求政府做出相应相应的改变与改革。
另外，在消费升级过程中，创新也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形成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环境至关重要。在后置业时代，环保产业、节能减排产业、绿色产业将居于重要地位。这些领域中的技术创新，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时代的发展质量。
所以，我们马上面临的这一突破，如果能够做到不折腾，把经济结构调整过来，把社会慢慢理顺，经济自然会上一个台阶，会有一个升级。等到升级出现，释放出新的需求，经济发展的动力自然会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