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华为
人生不是靠工具理性设计出来的，比拼的不是看谁更聪明，而是谁更傻，是傻子精神。今天看起来是为聪明人准备的时代，实际是为傻子准备的时代。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郭敬明
什么叫大时代？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所谓大时代，就是一个不是死就是生的时代。我读大学的19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大时代，不仅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人的。1980年代的时候不是每个人没有梦想，而是自己、个人和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法撕裂。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小时代”。小时代意味着什么？郭敬明在接受新浪娱乐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白，他说：“我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梦，核心就是要成功，要白手起家，一路飞黄腾达，最后站在财富和地位的最高点。我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我是真正从四川一个小镇来的，什么关系也没有，长得也不是说惊人的帅，个子也小小的，我有什么呢？只有凭我的脑子，这是我唯一拥有的。所以我一路走到今天，会激励很多人。”
读了这段话，我突然明白了郭敬明之所以这样红，这不仅仅是小女生的梦幻式的向往，而是代表了中国相当一批年轻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成功。这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主流价值。成功的标志通常是物欲化的，用某些稀缺的财富和资源来衡量的。
郭敬明很自豪，如果他是官二代，他爸是李刚，或者他是宗庆后的女儿，那不新奇。他只是凭着他自己的聪明和能力站在了那个位置上。他可以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所以他对很多中国底层的年轻人，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我觉得郭敬明不是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国相当一部分还在底层挣扎、又有梦想、希望往上游动的那批年轻人的梦想。
中国这个社会今天变得非常畸形。似乎只有往上走，成为人上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被别人看得起，最终被自己看得起。郭敬明毫不讳言，他就是一个小时代里面最成功的典范，虽然他也有虚幻的爱国观念，但是这些宣称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还是商业上的宣传？我不知道。
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老虎代表着野心、欲望与恐惧。同样，在一个小时代里面，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一个郭敬明。问题只是他有多大，他在你内心当中，是处于主流还是处于边缘的位置？
- 工具理性成就不了大才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世俗社会，正式告别了“革命年代”。整个社会开始市场化、世俗化，这是中国从晚清到1990年代之前所没有过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对民众搞启蒙，到了1990年代，上海一个学者如此忏悔说：原来我们以为老百姓需要我们启蒙，搞了半天原来老百姓比我们更懂生活，谁启蒙谁呀？
我们这些读书人才是最不懂生活的，最迂腐的！从此他就开始拥抱世俗，把国家的富强、百姓的物质满足作为评价现实的最高尺度。应该说，像他这样到1990年代发生大转向的知识分子，绝对不是个别的。
社会发生了大变化，理想主义变成非常可笑的东西，社会上下出现了一种新的理性，叫做工具理性。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两种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无论欧洲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家，古老的文明都是价值理性，只要目的是合理的，那么你的行动就是合理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价值理性。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可世俗化社会之后，另一种理性占了上风，那就是世俗化社会的工具理性。
在世俗社会里面，上帝死了，统一的价值也死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各样的神，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不再有一个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韦伯指出，现代人就采取了一个新的理性标准，用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
终极的目的和价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设定一个具体的、功利的目标，理性的功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合理和有效的？比如说许多人要当公务员，但他不会去考虑当公务员有什么意义，是否适合自己，他考虑的只是为了考公务员，如何安排自己的行动计划。人的一生就变成设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具体人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努力步骤。这就是工具理性的人生。
这样的工具理性人生，同样从社会影响到大学。工具理性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校园里面，也逐渐成为一套主流价值观，一个没有价值的价值观，杜拉拉提前进入了校园，学校今天就成为一个职场。
今天的大学，已经不是过去的大学，过去的大学是一个与社会不同的地方，充满着各种理想，是理想的实验场。然而，今天的中国从中学开始就没有梦想了。从中学到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这怪不得同学们，是整个氛围变了，大学变了。
然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自我设计的结果，而是有一个理想的大目标，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将自己打造成器，然后顺应机遇，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通往理想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而是有可能有多条。今天这个社会千变万化，人生不会跟着你的设计走，而是设计跟着人生走。
因此，人生不是靠工具理性设计出来的，不是设定一个一个具体的目标，关键是让自己成为优秀的人，有理想，有抱负，但是理想和抱负又不能太具体。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
智力中等的人也能干大事，只要你不那么功利，有一份兴趣，有一点勤奋。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聪明人太多，总是在窥测什么是时髦的，什么是赚钱的，就在后面跟风。但是你们发现没有，太聪明的人成不了大事。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我，总是不断在变，结果没有一个行当他是站得住，有大成就的。
如果你要成功人生大事业的话，比拼的不是看谁更聪明，而是谁更傻，是傻子精神。所谓傻子，就是对某个东西有兴趣，而是以游戏的心态去钻研，不在乎成功不成功，他的动力不是要以此换来世俗的好处，而只是自己喜欢。游戏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只有在游戏里面，你才能超越平日的焦虑感，以一种喜悦的心态来欣赏自己的努力。游戏所成就的，要么不成功，要么就是大成功。
同学们，不要太聪明，要有一股傻劲。今天看起来是为聪明人准备的时代，实际是为傻子准备的时代。你看乔布斯傻不傻？一定要去搞一个工艺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玩意儿，精益求精到了极致。这只是因为他有完美主义的追求，一种在所不惜的完美主义，这也是一种理想，竟然最后脱颖而出，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
没有兴趣就没有天才，天才首先是从兴趣里面产生的，不要老是去想做这事有用还是没用。有的时候，没有用的东西恰恰是有大用的。比如，在大学里面，究竟学什么？许多同学可能以为是学本领，学知识。然而，这种理解不说是错的，至少也是肤浅的。本领和知识不必到综合性大学，到一般的职业学校就可以学到，甚至效果更好。
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为博雅之士，一个有智慧的人。智慧这个元素，就像撒在汤里的盐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品得出来。没有盐的汤，淡而无味，缺乏智慧的知识，也是这样。智慧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有直接的用处，实际是有大用。一个人是否优秀，是否可以成为卓越人才，关键看有多少智慧。
近两年，许多企业家和高管热衷于学习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我问他们为什么突然迷上了人文知识？有一个中欧国际商学院毕业的大企业高管这样告诉我：“要论管理知识，最尖端的我们都了解了、掌握了。但到我们这个层次，发现要进一步提升，必须有大智慧。而大智慧，在管理学里面是没有的，都在文史哲里面。”诚哉斯言！如果你觉得人文知识没有用，那只是说明，你所从事的工作层次还不够高，还用不上大智慧。
- 公共生活熏陶出来的卓越
比较起今天，1980年代大学校园的特点是虽然私人生活比今天枯燥得多，但公共生活要丰富得多：各种讲座、学生社团、时政座谈会、人大代表竞选……校园整天是热火朝天，沸腾一片。而一个学生的健康人格，是需要在公共生活里面熏陶出来的。
今天的大学生们，不少人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孤独，另外一方面很不愿意参加各种社团和公共生活。如果有交往的话，很多是通过虚拟的网络：人人网、QQ群、微信，还有微博。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交往反而少了。然而，一个人的青春，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是在公共空间里面才能获得滋养。
杨振宁先生回忆他在神奇的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活。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大，最没有钱，没有图书设备，缺乏实验设备，条件是最艰苦的。然而，就是这么一所只有8年历史的临时大学，培养出了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50个两院院士，无数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其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杨振宁先生说，我在西南联大最大的收获，不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而是同学的相互交流获得的。许多关于学术的争论，从图书馆争论到宿舍，躺在床上，一团漆黑，还在继续争论。所以台湾中研院的院士、著名
历史学家王汎森教授说过一句话：“天才总是成群结对而来。”不要以为你有一批猪一样的队友你便能成为天才，错了，天才都是成群结队而来的，猪圈里面很难出一头雄狮，因为只有通过相互磨砺，才能出人才。
现在大学的竞争氛围很浓，有时候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为了出人头地，名列前茅，都将同学当作对手，严加防范。但是，有这样一句话：不怕虎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你的队友越强，你的竞争对手越强，你也就变得越强大，一个人的水准是以他所设定的对手来衡量的。
因此，与同学的深入交流，加入校园的公共生活非常重要，不要等别人带头来做，等到环境改变了再搭便车，应该自己站出来，以青春的精神、主动的精神来改善周围的环境，建立校园的公共生活。
现在越是好的公司和机关，招聘大学生的时候主要不看你出身什么专业，而是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具体的专业本领，只要素质够好，培养三个月、半年就能教会。但是一个人的素质没法培养，要靠四年的时间熏陶出来，而且大学四年下来，差不多已经定型了，要变也难。
除了素质之外，还有气质。气质这玩意儿最虚，但是不同学校出来的学生，气质是不一样的。在素质和气质之后，第三个是品位：学术的品位、文化的品位、生活的品位。所谓品位，简单地说，是能够鉴别什么是好的、卓越的，什么是差的、平庸的。
今天大学对好学生的评价，都是一套量化指标系统，发表了多少文章，只讲数量，不求质量。而质量，就是一种品位。而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大学生，即使他一篇没有发表，如果他有很高的学术品位，就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才。如果品位都没有，连平庸的东西都觉得是好的，那么以后一定写不出优秀的成果。
前不久我收到某师范大学一个大四学生给我来信，说想面试直升考我的研究生，他在本科期间已经与老师合作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两篇是CSSCI杂志的。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一流大学并不看重本科生有没有发表文章，只是看你读了什么书，学术品位如何。
我们一般不赞成、不鼓励学生在本科期间忙于到处发表，只有将基础打好了，有了学术品位，以后才有充足的学术潜力。多年来的招生和聘用，发现相比而言，北大学生是最优秀的，眼界和品位最高，但他们在学期间很少在乎发表。其实国外的学生也是这样，关键是将毕业论文写好，写到可以发表的水准。
过去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特别规定，青年学者入所之后，三年之内不准发表论文，要你做三年冷板凳。学术之气是要靠养的，假如不断地放气，只能写出平庸的小作品，养个若干年，才能养成大气。
然而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所谓的考核标准，就是只重量，不看质。这样搞下去，会离世界一流大学、诺贝尔奖越来越遥远。学术品位是这样，文化品位和生活品位同样如此。
郭敬明拍的《小时代》，看上去很好莱坞，美轮美奂，声色犬马，高富帅、白富美云集，好像这就是一个大都会的贵族品位。这充满自恋的电影，其实暴露了一个从西部小城镇出来的一个年轻暴发户，对都市生活的隔膜性想象。郭敬明对什么是上海、什么是贵族、什么是文化大都会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不是这部电影的技术不行，而是制作者的文化品位上不了档次。
而要提高自己的学术品位、文化品位和生活品位，关键是要在校园里面有超越庸俗、超越功利的追求，这个追求，就是对人格的卓越追求。
- 青春精神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
青春精神是什么？在我看来，青春就是对内在价值、内在品质、内在卓越的追求。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是之前并不出名的帆船运动员徐莉佳。她从小一只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都不好，脚还开过一刀。
但她喜欢大海，喜欢帆船，不计功利去努力，还很动脑筋，英语一流，最后战胜了众多好手，在西方人的强项、东方人从未染指过的帆船项目上，在人家家门口拿了金牌。
在获得2012年CCTV体坛特别贡献奖的现场，她发表获奖感言：“我赢或者不赢，团队都在那里，不怨不悔。我开心或失落，朋友都在那里，不悲不喜。我安康或伤痛，父母都在那里，不离不弃。男或女，老或少，高或矮，贵或平，帆船都在那里，等着大家去玩。”在这段充满文艺范儿的获奖词轰动网络之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青年，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唯一特殊的是我对帆船的那份热爱。”是的，热爱与玩的心态是最令人珍贵的。
美国伦理学家麦金泰尔《追寻德性》里面讲，人对利益的追求有两种，一种是外在利益，另一种是内在利益。所谓的外在利益，就是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追求成功，而这个成功，可以用世俗的名利标准来衡量。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换的，哪一个更容易获得名利，就从事哪一个。
今天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究竟爱好什么，鼓励自己努力的动力都是对外在利益的追求。然而，价值理性追求的却是内在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称为“金不换”，就是在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份独特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不可交易、不可替换的，具有内在的价值和内在的快乐。
麦金泰尔认为，人虽然同时有这两种利益在追求，但对于一个完整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内在利益，能够不计功利地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这是真正能够让你安身立命的意义所在。
如果没有这个内在利益，即使你一生在外在利益上很成功，可能也会很痛苦、很彷徨、很纠结，因为你总是在与别人比，觉得无论是名誉还是权势，总是有不满足，比起无穷的欲望来说，你所得到和拥有的，总是有限的。然而，一旦你有了爱好，有了自己的内在利益追求，就不会与别人比，就不会用世俗的标准来看自己的人生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而是有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
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很深刻地指出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所谓业余，就是不为稻粱谋，不计功利，不在乎成败，以业余爱好的游戏状态去做，不仅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而且可以安身立命。不期而然地，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乔布斯就是这样玩出来的，因为他没有将job当作一回事，最后成就了Jobs！
在一个小时代里面，理想主义如何可能？不一定要像我们当年那样胸怀祖国、心系天下，你是否关心家、国、天下，是你个人的选择，无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范仲淹、王安石。但是理想主义这种精神，如果抽离出具体的时代，作为一种精神传统继承下来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小时代里，会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对内在价值、内在利益的追求。这种内在价值，正是你的志业。
马克斯·韦伯写过两篇重要的文章：《学术作为志业》和《政治作为志业》。志业与传统的天职有关。基督教讲天职，在人间从事的事业都与上帝的使命有关，是为天职。革命年代搞革命，也具有某种神圣感，是一种革命的天职。但是到今天，那些宏大叙事已经消解，天职已经世俗化，转换为一种世俗的志业。
也就是说，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专业品位和专业价值，如果你喜欢它，对它有深刻的理解，那么你就有可能不计功利地将它做得完美，从而获得自己的内在利益和内在快乐。如果我们都能够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得完美，做到极致，不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而且是一份安身立命的志业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新理想主义精神了。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记者采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学者崔琦。记者问：你每天在实验室里，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崔琦回答说：哪里！我每天都带着好奇的心情进实验室，不知道实验的结果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意外的惊喜。每天的实验就像过节一样快乐！
在昨天的致青春对话之中，有同学提问：如果我从事的职业与我的爱好有冲突怎么办？
我回答说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想办法将职业发展为志业，只要是兢兢业业地做好它，追求完美，最后你会先结婚、后恋爱，即使在平凡的、枯燥的岗位上也会发现其内在的价值和境界。第二种是将爱好变为职业，业余的钻研久了，也就成为专家了，成为吃饭的职业了。第三种是饭碗与爱好并存，白天为饭碗，晚上为爱好，这大概是大部分人可以选择的方式。
最优秀的人才，不一定是考试得第一、第二名的。教育中有一种叫第十名现象。研究者发现，十年、二十年以后真正有出息的、成大器的，往往不是那些考试拔尖的，而是第十名左右的学生。这些学生也是很聪明的，如果拼一拼也能名列前茅，但是他们不愿意为增加三五分而去整天重复地做习题，而是在保证基本功课的情况下，玩自己喜欢的，最后玩出了大名堂。
有媒体对这几十年各省的文科理科状元做追踪研究，发现那些当年风光一时的各省状元们，后来能够成为各行业领军人物的，且不说有社会知名度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南方周末》曾经有过一个专题报道，其中提到一个文科女状元后来出国，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她的丈夫连大学都没有读过。这个女状元说，我与他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懂，而他什么都知道！
最后，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韩寒与郭敬明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不知是真的，还是PS出来的，这不重要。有趣的是上海这所城市出了两个青年的偶像，韩寒代表了青春、叛逆和个性，郭敬明代表了早熟、适从和世故。究竟是做韩寒还是郭敬明？究竟是追求内在利益还是外在利益？
在这个小时代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韩寒，也有一个郭敬明，年轻人内心当中都有矛盾的两面。但是，今天想成为郭敬明的太多，想做韩寒的太少。在这个小时代里面，我们需要韩寒所象征的青春精神、叛逆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我所理解的致青春，所致敬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一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