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华为也许管理和战略的从属关系并不是唯一题解。身为伦敦商学院战略及国际管理教授，加里•哈默在他的作品《终极竞争》一书中，面对瞬息万变、竞争残酷、创新不止的世界曾大声质问：“决定组织未来兴衰、成败的终极挑战是什么？”本文总结了书中对上述问题给出的五个答案的阐释，并摘录了书中的部分精彩内容。
终极竞争占领赢得未来的制高点
加里·哈默
中国电力出版社
《终极竞争》意在表达一个言辞灼灼的恳求——重新思考我们对管理、工作、组织所做的基本设定，使人们建立能够在瞬息万变、竞争残酷、创新不止的世界中取得成功的组织。“决定组织未来兴衰、成败的终极挑战是什么？”答案不是一个，而是五个：价值观、创新、适应力、激情和理念。
价值观：近年来，企业的信誉度每况愈下。要改变这一态势，除了复兴商业道德，别无他法。
创新：抵御残酷竞争的唯一防守之道。太多的企业仍然把创新当做一个时髦的词汇，而不是每个员工的责任。
适应力：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进化优势，必须克服惯性力量，最终随 变而变，灵动自如。
激情：在工作和生活中，“了无情趣”和“激情四射”的差别就在一个“情”字。平庸所能产生的回报越来越少，只有唤起人的激情才能成功。
理念：当今的企业不仅仅需要更好的方法，还需要更好的管理原则。等级制度和控制的时代将会终结。现在，企业需要以自由和自主为基础的新理念。
如果你是一位领导者，那么不管什么级别，你就是一个管家。职业、能力、资源、环境、组织价值观，你都需要留心。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管理者都是明智的管家。有些人唯利是图——他们用未来做抵押，短期内获得巨大收益；把个人职业生涯看得比公司重要；剥削弱势职工；通过减少竞争来控制政治体系。现在，管理者们肩负起做管家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在我看来，管家的责任包括五个方面：
1.忠诚：把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人和财富看做一种责任，而不是把他们当做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2.宽容：自愿视他人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
3.谨慎：即使现在处境良好，也要为未来做打算。
4.负责：对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负责。
5.公正：保证按贡献而不是权力进行奖励。
这些品质近年来甚是罕见。从美国安然公司会计丑闻到意大利帕玛拉特公司财务欺诈，从壳牌夸大石油储备到英国石油公司摒弃安全准则，从麦道夫史诗般的骗局到惠普公司的间谍丑闻，从美国金融公司（CountrywideFinancial）掠夺式的贷款到雷曼兄弟灾难性的破产，从印度的电信腐败丑闻到美国新闻集团电话窃听引起的风暴，我们一直在倾斜着前行。即使不提这些以及其他肮脏的行为，我也怀疑与几十年前的企业界大亨们相比，现在这些企业家的原则性降低了。德语中”raubritter”一词，可追溯至中世纪，意为”强盗式资本家”，最早用来指那些在莱茵河畔收取过路费的贪心者。19世纪，这个词重新在人们的生活中活跃起来，被用来描述美国那些像海盗一样掠夺且偶尔贪婪的产业家们。
如果说21世纪的领导者们似乎特别缺乏道德，这是因为全球化经济放大了管理者不法行为的影响力。想想2011年侵吞整个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在一个受国家限制的机构里，像希腊这样一国的信誉问题只会是一个小规模的灾难。但在一个万事互相联系的世界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里，贪婪的计谋会迅速受到效仿，轻率的冒险会像病毒一样扩散。正是这种效应致使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向几乎没有偿债能力的”欧猪四国”（PIGS，包括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投入了九千多亿美元进行拯救。事实说明，美国银行家们不是唯一遭受道德风险的人。但我们需要担心的也不仅仅是银行家。在互联网世界，不完善的安全标准会让几亿顾客的私密资料轻易泄露。如果对生产商监管不力，就会造成全世界对食品污染的恐慌。而一个不在乎质量的决定也会引发全球召回。
关键在于，因为全球化公司领导者的决定尤其重要，所以他们的道德标准必须具有较高的典范性。很多人对惠普公司前总裁马克-赫德表示遗憾。赫德因轻度违反惠普的道德准则而被推下总裁的位置。我不知道那种特定情况下是不是正义在起作用，但是我知道用高标准约束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是件好事。
如果全球化经济放大了道德选择的影响力，那么网络也是这种放大效果的推力。鼠标世界可以迅速把一个地方上的小罪弄得人尽皆知。耐克、苹果和戴尔因为对自己亚洲供应商雇佣不合标准的员工熟视无睹而受到谴责，而它们只不过是几个代表。网络世界没有黑暗的角落——恶人总会原形毕露。
网络也催生了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加强了我们相互联系的感觉。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分享着同一片海洋。在城市与商业生活中，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有同样高标准的公正和公平，否则我们就会被冒犯。有了网络，不满的情绪会很快化作愤怒的合唱。从世界范围来看，就算道德行为没有什么改善，道德期望也在不断提高。
大商业和大政府的交互重叠是价值观变得重要的另一原因。作为市民和消费者，我们当然明白如果游说者和立法者坐在一起吃大餐，那么我们的利益肯定不会写在菜单上。凭直觉，我们知道权力不那么集中的时候，民主和经济才能更好地运作。但鉴于权力集中颇为常见，因此我们必须尽力保证身居要职者值得信赖。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需要在商界进行一场价值观革命–它来得还不够快。在2010年的盖洛普研究中，只有15%的作答者认为管理者的道德标准”高”或者”很高”（81%的作答者认为护士的道德标准高，排第一；而只有7%的人认为企业游说者的道德标准高，排最后）。这种信任缺失对企业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上帝没有授予公司不可剥夺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形成于社会，社会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对其重新建构（这一点从2002年的萨班斯法案和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美国为减少公司特权而颁布的两个法案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好消息是价值观革命已经开始。没有人等着管理者自觉醒悟。一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2005年到2010年间，投资到”社会责任”基金（社会投资论坛基金会给出的定义）的美国资产增长了34%，而受到管理的总资产只增长了3%。今天，美国有超过25万亿美元资产受到管理，而每8美元中就有1美元投资在社会责任基金上。此外，还有其他先兆。十年前，没有一家汽车杂志会关心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但现在大多数杂志都关注这一问题，至少在欧洲如此。十年前，”公平贸易”不会成为营销策略，现在却是。十年前，很少有人注意管理者的薪水，但现在几百万人都在关心。
看了这些，摆在你和你公司面前的问题很简单：你要成为一个价值观领导者还是落后者？斥责那些骗取钱财的CEO、贪婪的银行家并不难，但你自己做得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做个好管家，就更不能指望别人。尽管和其他人相比，有些管理者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但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承担起保护企业免受道德败坏者破坏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