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考察
潮水涨上来的时候，个个都是游泳高手；潮水退去，满大街都是捂着裆部狂奔的人。当年满世界嘲笑“小年老了”的互联网大神们，经此一役，不知道是不是能意识到，真正的学术界，还是有点门槛的。（肖知兴）
许小年承认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形势好转，但原因却是不健康的。“基本来自于货币信贷放水。”
按照经济学理论，这属于数量型增长，即依靠加大资本和劳动投入。而许教授希望的是效率型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对于数量型增长的结果，许小年非常悲观，称之为“恶果”。
“4万亿以及4万亿2.0，为什么能造成产能过剩？因为投资上去了，但居民收入却滞后，产能增加快于购买力。PPI下滑，成本却有刚性，挤压利润，企业倒闭，职工下岗。”许小年提到，仅渤海钢铁的债务重组，就涉及100多家银行的2000亿贷款。
数量型增长使得土地财政持续，但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下调，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就将加剧。
许小年对数量型增长悲观，还因为其鲁缟之末式的边际收益递减。他举农业的例子说明，肥料使用越多,单位肥料的新增产出越少，直至毁掉农田。
在其它产业，投资越多,产能越大,价格越低,投资收益越低。当投资的边际收益等于零,即刺激投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效、增加投入而产出不变的时候，我们就掉入了那个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
“转向供给侧改革。”许小年认为，要收缩资产负债表，阻止过剩的进一步增加，从政府拉动需求变为企业提高供给效率。
“对于企业来说，有利润才能投资，才能增加工资，提高购买力和消费需求。”
供应侧改革的要义在于“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化解供给侧的风险。”
1. 市场化的行业重组和企业购并，关闭僵尸企业，提高集中度；
2. 银行核销坏账，出售国有资产，充实银行和国企资本金；
4. 将增长动力从政府转到企业，一切围绕提高企业效率；
5. 全面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负担，由企业和市场来配置资源。”
6. 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放松和解除管制。消除对民企在各方面的歧视，包括信贷、资本市场通道、牌照，甚至成为僵尸企业的资格等。
7. 推过司法独立，保护私人产权。否则，不会有长期稳定预期和长期投资计划，特别是投资研发计划。没有研发，哪来创新？
但药方归药方，现实归现实。许小年痛惜不已的是，政策信号混乱，方向不明。“口头供给侧，实际上还是刺激需求。”
莫名其妙干预股市；银行投贷联动、债转股和债务置换，2015年债务置换配额从1万亿元增至2-3万亿元，这属于掩盖而非解决问题；明知无效仍降息降准；减税减负迟迟不见行动；仍在做大做强国企。
针对这种舍本逐末的驼鸟心态，“权威人士”又出雄文纠偏，重申L型的凶险和供给侧的重要。对此，许小年心有戚戚焉。
许小年无疑更钟意效率型增长，而这种正能量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创新。
因为这可以促使企业两极分化，整合产生规模经济效益，落后企业被淘汰,市场份额向优秀企业集中。
但对于目前流行的创新概念和做法，许小年认为大多似是而非，只能表示“呵呵”。
“追随潮流焉有创新？”许小年认为，创新是有源之水，并非完全的弃旧取新。“转型不等于转行,传统行业仍有巨大潜力。”
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创新有着多种含义和做法。比如，为适应个性化需求，可以应用信息数据技术,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工业化生产。另外，在行业格局发生巨变的时候，可以适当通过海外收购进行技术升级,尤其在制造业发达的德国和日本。
许小年坚信，创新和转型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 需要抛弃机会主义习惯的勇气,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寻找政策的或商业的风口上。
创新转型最关键者，许小年认为是“人要靠谱”。与一般看法相反，他看好那些专注执着的“笨人”。
在许看来，商人和企业家的区别是，前者捕捉机会，后者创造机会；前者套利，后者赢利。
精明的商人善于发现价差和套利机会,但自今而往，空间上(商品贸易)和时间上(证券交易)的机会依然存在,但已越来越少。
木讷的企业家则是用更低成本、更低价格或更新产品赢得市场,赢得客户，为自己创造利润机会。他们的机会在变多。
今后商人和企业家仍将并存，但用商人的思路经营企业将困难重重，未来更需要企业家的厚积薄发而非商人的急功近利，需要回归本质，回归简单，专注产品，创造价值。
虽然许小年多次表示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着深不见底的Ｌ型走势，但面对更远的未来，他却觉得没有理由感到悲观，甚至觉得Ｌ型得还不够深，走得还不够远。“（因为对于改革而言），宏观越差越有希望”，许小年认为。
这个逻辑是，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规律是被动改革、底线改革。穷则思变,日子过不下去,政府才改革,企业才转型。
许小年始悲观终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有着肥沃的商业土壤,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和务实的政府政策。
参观华为
参观华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