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华
我在日本生活21年了,在华为日本也已经11年了,虽然我并未身在中国,虽然我已远离故土多年,但是借由华为足够大的平台,足够多的触角,一切都像未曾远离。
2011年3月11日下午,我正在东京大手町十楼的办公室里,突然,一阵强烈的晃动袭来。地震了!我下意识地望了望窗外——对面一片正在建设的楼宇上,高空作业的大吊车前摇后晃,45度倾斜,几乎就要从高楼上被甩出来。我们纷纷钻到桌下,一动不动。
一分钟、两分钟……楼宇的剧烈摇晃让钢板之间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听起来非常吓人。几分钟后,趁着震感稍稍平息一点,我们赶紧站起来,往楼梯口走,想到楼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走的过程中,整个大楼还是晃得很厉害,楼梯里还有很多跑丢的鞋子。走出大楼后,我们来到楼外的公园空地上,才发现这里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
这时我突然想到,十多个同事和客户,还在6公里外的豐州机房内测试。他们什么情况?
交付前20天,大地震来了
我赶紧给相关同事打电话,电话已经拥塞,手机一度没有信号,再打,还是没有信号,过了十来分钟,才终于打通了。
电话那头,测试兄弟惊魂未定地说,刚开始感觉地板晃动时,大家都没觉得什么,继续工作。可几秒钟后,地板晃动得越来越厉害,大型立式空调也开始加剧颤抖,发出“当当”的声音。大家开始站立不稳,下意识抓住身边可以固定自己的物体,我们和客户蹲在地上手牵手互相支撑,互相安慰。紧接着,天花板不停地散落下灰尘,桌上的笔记本、测试用的设备纷纷跌落到地面。有人摇晃着向机房门口跑去,客户大喊了一声“不要跑动”,大家迅速趴倒在桌下,用手和衣服护住头部。突然,随着一声金属断裂的声音,天花板上的一盏日光灯脱落,擦着一位同事的头划过去,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所幸一切慢慢恢复平静,所有人都安全离开了大楼。
得知大家安好,我松了一口气,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项目商用时间点和测试进度。作为华为固网与日本K公司首个从研发定制开始端到端全面合作的PTN专线项目,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拓展,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最终验证阶段。距离商用,只有20天。
4月份的商用交付,是华为对客户“死守”的承诺。日本是一个信守承诺、职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客户对时间要求非常严格,两年来从未更改过一个计划,何况在一年前客户就对外宣布了商用时间,并早已开始预售了专线业务。
这次地震会影响进度吗?我们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付吗?
客户现场人员随后向高层汇报,当天的测试即刻终止,让我们回家等消息。走到大街上,我们发现,公共交通系统全部瘫痪,电车停运,的士也堵在路上纹丝不动,我们和客户只好一起加入东京百万人徒步回家的队伍中。
近20公里的路,大街上满是人,却非常有秩序。整个道路上中间是车,两边是人,车挨车,但完全没有乱按喇叭的现象。
我们走到新桥附近,发现有家中餐馆还开着,大家点了几个菜,这才看到电视里海啸的画面,高达10米的海浪将车辆等卷入海中,冲毁沿岸建筑,画面极其惨烈。原来,这次地震震级达到9.0,并引发了海啸,是日本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我们与客户在餐馆边吃边聊,一边感叹大自然的无情,一边继续讨论测试中的问题。
由于丰州机房遭到严重损坏,客户决定利用周末时间,把测试设备全部转移到位于新宿的NOC中心。然而,灾害的变化超出所有人的预想。震后第二天,距离东京300多公里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进而引发核泄漏,更糟糕的是,当时还下着雨,放射性物质随风飘到东京,东京传出空气中、水源中放射性物质超标的警告。天空的云也有些不太正常,压抑而阴沉,散发着一种悲凉的感觉。电视每天都在滚动报道,辐射云今天又往什么方向,前进了多少公里,明天将会往什么方向,前进多少公里。
各种传言开始四处弥散,到处人心惶惶。
3月14日,项目组按照原计划到新宿继续工作。有员工开始愁眉苦脸:“现在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继续测试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不担心,就连在新宿测试的客户看起来也很不安,说不定也希望华为提出来暂停测试。
停,还是不停?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比任何人都清楚,3年来,为了突破日本市场,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这个项目能走到今天,所历经的曲折和艰辛,真是难以想象。
还记得,当初为了让主流运营商认可华为,我们率先迎来K公司认证时的场景。2008年7月,客户资深认证官福田先生来到华为总部以及松山湖的生产线,进行质量检查和选定合作前的厂验。此前,华为刚刚通过英国电信的严格认证,ISO9000、TL9000、ISO14000等证书拿了一大摞,所有人都自信满满,认为K公司的认证不在话下。
福田随身携带“四大法宝”:手电筒、放大镜、照相机和白手套。白手套用来到处抹灰尘,放大镜用来看焊点的质量,手电筒用来照设备和料箱的灰尘,照相机用来拍实物图片。看他这样检查,大家都觉得太恐怖了!
除了查设备,福田还“查”人。随机抽查产线员工,询问不同的服饰、不同的颜色代表什么含义,员工常常答不出来或者前后矛盾;随机挑选产线操作人员,询问所有操作流程是否有操作指导文档,纸件还是电子件,具体放在那里,员工及现场主管的答复前后矛盾。此外,物料存放区域的运输车辆路线及人员行走路线是否有明确标识和区分,墙边工具柜里的每件工具是否按要求整齐放置,都在检查范围内。
第一次认证完毕,福田非常生气地丢下93个不合格项,回了日本:“华为质量水平不行,而且华为工程师只想一味地说服客户,不够谦逊。”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然后是难以接受,开始争论不休,有人甚至说:“我们在质量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这是吹毛求疵。”
确实,这93个问题,涉及厂房环境温湿度控制、无尘管理、周转工具清洁、外观检验标准、老化规范等,每个都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远远超出行业标准。但大家认真讨论后,认为客户是真诚的,不是来“找茬”的,客户的经验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我们在质量上必须有更高的进取心。接下来几个月时间,我们抛开分歧,以K公司的要求为标准,对设备、现场、员工教育等进行了大量的优化。
我还记得,半年后,福田再次来到华为生产线检查,华为还是有多项不合格,总分只拿到了80分,现场员工有些不安,但福田安慰说:“我检查Sony公司生产线几十年了,他们也仅能拿到70分,华为半年的整改还是非常有效的。”
在生产线上,华为的整改也大刀阔斧。客户初次厂验时曾提出,焊接时一定要使用氮气,因为使用空气焊锡的纯度不高,氮气可避免焊接时引入杂质,导致未来线路故障的隐患。尽管肉眼根本识别不出两者的区别,但华为特意新建了一条装置氮气的管道到生产线上,持续至今。
很多同事深有体会地说,从生产制造到研发思维转变,华为公司整体的质量提升,是从被日本客户“折磨”开始的。
2010年6月,我们独家中标客户PTN专线项目,为客户提供所有局端、宅内设备以及网管系统。在项目开工会上,大家意气风发地走进会议室,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原本就不苟言笑的K公司客户高层,板着一张脸,指着资料中描述有些模糊的部分,冷冷地说:“我非常怀疑你们能否按时完成。”
整个会议室,一片静默。
我掰着手指算了算,猛然从中标的喜悦中惊醒,9个月后就要商用交付,有的设备必须完全定制开发,还要与现网设备商对接。而我们和客户甚至连现网设备的具体规格都不清楚,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也欠缺项目管理的能力,拿什么去完成任务?
接下来就是痛苦的赶进度。每双周,我都要主持与客户的高层例会。隔着一米的桌子,代表阎力大和客户高层带的两组人马反复沟通,从项目管理到开发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再到技术实现的所有细节,经常从下午1点不间断地开会到晚上10点。“这么测试非常不合理!”“只有按我们的要求测试,才能确保最后的结果!”思维方式不一样,测试维度也不一样,项目组和客户间免不了互相叫板,甚至互相拍过桌子。但经过磨合后,双方都意识到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死守“高质、按时”商用交付的承诺。
日本客户对时间的要求十分严苛,如果哪天有一点点没有按照计划完成,我们也要向客户澄清原因,解释第二天怎么把时间赶回来。“今天我发现一个bug,什么时候改?”“改完之后要做什么样的测试?”“这个会涉及周边哪些功能模块要测试?”“请全部重新测试一遍。”“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导致的测试时间推迟,事先有没有考虑余量?”这些,都是客户最经常提出的问题。测试到后期,我们基本每天都窝在十几个平米的机房,从早上九点一直测到晚上近十点。
客户的敬业程度也常常让我们感叹。项目过程中,我曾翻译过一份600多页的中文标书,三天两夜不眠不休。按照事先承诺好的时间,到了早上五、六点,我将翻译好的内容邮件发给客户,居然立刻就收到回复,这才意识到,原来客户也一直在熬夜等着。还有一次,一个客户一大早到公司机房测试,只吃了一根香蕉,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中途我给他买了一个便当,他也没时间吃。客户都这么拼,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更拼呢?
正当项目终于渐入佳境,即将交付时,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又将我们逼上绝路。友商有的撤到了大阪,有的包机,连员工带家属全送到香港。我们怎么办?
我不会拿兄弟们的生命去冒险,地震发生后,我与代表阎力大、代表处危机处理小组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到风险是可控的,即便真的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公司也准备了好几种撤退方案,可以充分保证所有员工的人身安全。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和客户在一起——除非客户要强制停止测试,华为每天一定准时出现在客户机房,继续为最终的商用测试冲刺。
于是,我对客户项目负责人说:“你放心,华为绝对不会先撤,只要你们在,我们就在。即使其他人都撤了,我陪你!”
到了3月17日,我们还在坚持测试,抢回了周末的时间,大家都对按时交付信心满满。突然,客户领导冲进来急切地说:“测试暂停!十分钟之内全部撤离,回去等通知。”所有人迅速撤离了现场。
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可我的心情却特别复杂:项目组连续鏖战了这么久,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遇上了核爆炸的恐慌,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略作调整。但如果中止测试了,后续的商用能否按时进行?项目是否会就此夭折?大家两年多的努力是否会打了水漂?一切都是未知数。
很多人不解,这个项目并不是在现场帮助客户抢修网络,完全可以停个十天八天,为什么还要坚持?可是,信守承诺是在一个信用社会生存下去的必须条件,是融入血液中的一种最基本的职业化精神。运营商要对最终客户信守承诺,我们要对运营商信守承诺。客户深知项目的重要性,对测试的持续性也进行了艰难的判断,我们不能替客户做决定。但只要客户在,华为就会在。
过了两天,核电站没有继续爆炸,局势得到了控制,恐慌也小了,客户又通知我们继续测试。大伙又把这两天攒的劲拼命使出来,为最后的商用争分夺秒。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没有乱,坚持每天与客户一同测试,与客户的交付维护团队一同在现场指挥工作。
从项目中标到最终商用交付的这9个月,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从噩梦中惊醒,脑子里盘旋的都是项目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遗留问题,经常半夜睡不着,干脆爬起来继续工作,心情才稍稍平静一些。
在经历了余震不断、不时停电等不可抗力风险后,4月12日,我们终于成功商用交付,我们没有辜负客户的信任,没有辜负研发同事们的努力,死守住了华为的承诺。这一刻,我觉得,在项目交付中经历的艰辛困苦,都算不了什么!
后来,我们和客户共同举办了庆功宴,双方技术、建设、运维等部门共80多人参加。客户握住我们的手,说出了心里话:“华为最优秀的地方首先是反应速度,无论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华为都能急客户所急,以最快的速度响应。”阎总也在现场做了长达10分钟的全日文演讲,感谢客户给了我们机会,给了华为充分的认可,双方精诚合作。
这是他第一次用日文做这样的演讲,当时的场面让我热泪盈眶。危难之中现真情,我们和客户的心,更近了。这一刻,我坚信,加入华为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和华为的故事要从十几年前说起。2000年3月,我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院研究生毕业,面临着回国还是留下的选择。我当时想,如果只是留学拿到学位,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日本社会的理解很苍白的,于是加入了日本爱立信。除了考虑公司本身的竞争力,我还有自己的小心思:在国际化的公司工作,也许会有回国效力的机会。
这一待就是5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没有过回国的冲动,但人都是有惯性的,在国外待得越久,越适应这里的生活,反而对国内的新发展新思维不适应了。毕竟这不是像买张机票飞回去那样简单,需要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我的特长能充分发挥吗?我能适应吗?如果回国,家人怎么办?这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心头,实在很难做到抛下一切直接回去。拖得越久,就越发觉得自己回不去了。越回不去,心里的牵挂越发浓郁,总希望有机会能让我为祖国做点事。
就在这个时候,华为在日本出现了。我想,加入华为,这也许是我可以触碰到的离故土最近的方式了吧?如果我连华为都不适应,那就真的回不去了。于是,在日本生活的第十年,我成为了华为日本代表处最早的本地员工之一。
如今,我在日本生活21年了,在华为日本也已经11年了,虽然我并未身在中国,虽然我已远离故土多年,但是借由华为足够大的平台,足够多的触角,一切都像未曾远离。感谢华为,圆了我这个海外游子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