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华为
成功后，欲哭无泪
10 多年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向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出了个题目：“你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描述一下华为成功后的感受？”孙亚芳脱口而出：“欲哭无泪！”
领导人震惊，无语……
华为脱胎于民企，一开始诞生就烙上了旧体制“养子”的烙印，尽管体制在不断进步，但在夹缝中追随体制演进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脚印，都充满了艰辛和苦难，以及未知的风险。任正非反复说：“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一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这绝非危言耸听。所以，正因为如此，作为商人的任正非，一方面必须冒险—冒险是商人的天赋秉性；另一方面，他又极其谨慎，甚至胆小，生怕撞了什么高压线，导致企业倾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止地在冒险与恐惧的心态中来回转换，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44 岁之前，任正非一直处在潮流的主航道上，尽管面对着封闭的时代，但他的个性却是相对舒展的，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张扬的进取性格，使他在过去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崭露头角：1978 年为全国科学大会代表，1982 年为中共十二大代表……
而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经济成为主旋律，任正非选择了经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又一次冲在了主航道上。但不幸而又有幸的是，他是以“民营”的身份从底层起来。不幸在于，20多年创业与发展太多坎坷，体制障碍、舆论抨击、谣言、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打压与围剿……可以说，华为的成长与壮大，正是不断地挣脱包围与突破围剿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有幸在于，恰恰是这样一个严酷的外部环境，逼迫任正非和华为不存任何侥幸与幻想，在迂回曲折中摸索前进，从而既创立了华为独特的、自成体系的企业管理哲学，又造就了华为的卓越与辉煌。
身份的证明
代价当然是巨大的。任正非给公司高管们推荐过一部电视剧《身份的证明》，其实，这么多年，华为也不断地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身份”。
是的，华为是民营企业，但华为不逊于很多国企对国家的贡献，20 多年来累计给国家纳税接近3 000 亿元人民币，直接和间接带动社会就业几百万人；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华为、中兴通讯、大唐电信，以及早期的巨龙等中国通信企业的崛起，为中国的电信建设节省了上万亿甚至更多的投资成本。进而言之，正如欧洲一家知名电信企业的高管所言，华为以价格和技术的破坏性创新，为全球几十亿人带来了低价和优质的信息技术服务，其潜在意义是无法以数字进行估量的。同时，于中国而言，20多年的充分开放，使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力量之一，华为自然也功不可没。但任正非还得到处诉说：国家给共和国长子（国企）各种资源，给外企那么多优惠政策，能不能对收养的儿子（民企）也好一点呢？显然，他有太多的苦衷。
而在西方，政客和媒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从未间断过对华为的猜忌和攻击，什么华为拥有军方背景、国家背景等，竞争对手甚至公然“妖魔化”华为：每年享有中国政府多少亿美元的补贴支持。傲慢的西方人不愿意相信：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中国企业在2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打到了他们的家门口，并快速挺进在世界第一的道路上。
华为要把旗帜插在全球每一处角落，自然，任正非和华为又得不断向世界证明“身份”，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一家商业公司要时刻面对这样的双重尴尬与困境：在国际市场，华为被当成“社会主义模式”的代表，其迅猛的发展，给西方带来压力；在国内又是民营企业代表，有可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夹缝中，华为如何长大？
死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说到底，组织存在的命理就是如何活得更长久些。过往的20 多年，华为活下来了，华为的许多同行却倒下了，那些貌似“战无不胜”的“巨无霸”企业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常见的情形是：几乎毫无征兆地从正午的辉煌急剧地走向没落。
下一个是谁？华为会不会盛极而衰，重蹈前辈覆辙？当舆论将称赞的目光投向“世界第一”的华为时，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